第十九章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第七章草地波

  长征万里,铁流滚滚。红军健儿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飞机、大炮和国民党军队,而是袭人于无形的瘴气、沼泽、草地和会师后来自同一阵营的冷箭。

  从沪定往北,是铺满枯枝败叶层的二郎山原始森林。过了二郎山,在向天全、芦山、宝兴的进军路上,地势越来越高,不时出现悬空的索道。在行军中,聂荣臻从长征一直骑着的那匹骡子陷入铁索桥的索环间无法解脱,挡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他只好忍痛把骡子推入水中。6月12日跋涉到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前,聂荣臻的伤口再次感染,行路困难,不得不在过夹金山开头坐了一段担架,中途把担架让给病中的参谋长左权。在此之前,林、聂已于6月10日命红二师率先翻越夹金山。夹金山主峰海拔4500米,空气稀薄,天气多变,先是大雾弥漫,后是细雨霏霏,转眼间又雪花飞舞。接近山顶时聂荣臻感到喘不过气来,只顾闷着头走。一个警卫战士无声无息地倒在他的身旁。他硬是咬牙坚持过了雪山。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后便阴谋搞分裂。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那么在张国焘搞分裂的时候,开国元帅们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离开会理后,红军为了避免敌机袭扰,避开四川炎热的白天,大都是夜间行军。5月23日部队抵达冕宁城。从冕宁到大渡河还要经过彝民区。由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不当,长期以来彝民与汉族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和冲突,要通过彝民区有一定困难。而此时蒋介石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兵力堵截红军,红军必须尽快通过彝民区,抢在蒋介石部队之前占领渡口。

  聂荣臻把手枪顶上膛,随时准备应对暗处打来的黑枪。林彪垂涎于张国焘雄厚的兵力,和聂荣臻在草地大动肝火。

  过了雪山,颇有些柳暗花明的意味。6月12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二师四团终于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6月14日,聂荣臻率部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会面,受到了盛情的接待。李先念见聂荣臻没有马,送给他一匹骡子。这匹骡子一直陪他到达陕北。

朱德:坚决拥护毛泽东,力主北上。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说:“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毛泽东经一夜行军,和朱德、周恩来一起进入冕宁城。刚进城就有参谋人员报告,说前面有个大山吞,山那面就是“倮倮国”。“倮倮国”的人不准部队通过,已发生冲突了。

  在一、四方面军分离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将林彪推到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和党内斗争的最后方。对他的无限信任?还是对他有意识的保护?历史留下重重疑团。

  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

刘伯承:欲兵谏张国焘,逼他北上。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随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张国焘撤去了他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刘伯承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一步。

毛泽东立即纠正说:“不能叫‘倮倮国’,那是彝族兄弟。他们暂时不了解我们,让部队先停下来。”

  林彪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在渡过大渡河后,绕道雅安,沿川西天全、芦山向北急行。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当时的战略总任务。

  6月25日。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在两河口会合。6月26日,聂荣臻列席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而张国焘却主张到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聂荣臻在发言中反对了张国焘的主张,明确表示拥护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并建议对部队作好宣传动员工作。他说:“红军两大主力会合,部队是很兴奋的??原来的意思(是)要在这个地方与四方面军会合,现在会合了,需要前进。这就更有号召力。”①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席间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结一、三军团。聂荣臻对张国焘印象不好,在南昌起义时,此人就表现犹豫动遥眼下,他以8万之众与数量少得多而又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会师,处处表现出傲慢自大的样子。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俩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说:“我当然也要。”他们都说笑着分了手。

贺龙:叮嘱张国焘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黑枪。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

参谋人员走后,毛泽东对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说:“你们看怎么好?”刘伯承说:“已经派出先遣队去做工作去了。我也准备去一下。”毛泽东说:“那好嘛!你们四川人交个朋友嘛!”接着,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衣服、枪,送给彝族同胞。他特别交待说:“要告诉部队不准开枪,不准伤害彝族群众!”

  天全、芦山一带,地理上属川西高原,山峰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还有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高寒刺骨的雪山。岷山、邛崃山两条蜿蜒伸展的山脉挡住了红军北去的道路。

  两河口会议后,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目的是消灭胡宗南主力,以便打开北进通道,顺利北进。

叶剑英:送出绝密情报,毛主席连夜北上。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

刘伯承身受重托,与果基家支的彝民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传为佳话。小叶丹亲自护送红军,为红军通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部队不仅比较顺利地走过了彝民区,而且还播下了革命火种,一批彝族青年加入了红军。

  在大渡河以西,威胁红军的不再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枪炮刺刀,而是风沙雪雹、沼泽和荒野;时刻将夺去红军战士生命的,是自然灾害和红军自身的体力状况。二郎山虽然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七米高,但在翻越它时,由于体力消耗殆尽,许多红军战士把翻越二郎山称之为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7月16日,红三十军和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歼灭毛儿盖一营守军,部队迸驻毛儿盖地区。毛儿盖是草地南端的产粮区,整个红军的缺粮稍得缓解。这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日益膨胀。他鼓动别人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授予“独断决行”权力的要求。中央为顾全大局,7月18日,在芦花地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改称第一军,仍由林彪、聂荣臻分任军长和政治委员。

彭德怀:秘密保护毛主席,护送毛主席北上。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毛泽东在过彝民区前,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做好准备,多带些米,并要求他们准备好送给彝民兄弟的礼物。他说:“前面要过彝族区,他们的生活很苦,你们不要想到那里去搞东西。和过苗族区一样,那里的东西一点也不要动。”他还说,彝族人是受白军压迫最厉害的少数民族,他们不是恨我们汉人,他们是痛恨国民党和军阀。他又说,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都是四川人,他们最了解彝族人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很高兴的。

  二郎山位于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北接夹金山,西连大雪山,据说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修炼成仙的地方,故得此名。当地一首小曲这样唱着:

  其他红军部队也改了番号。两大主力红军的高级干部进行了部分交流。

徐向前: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司令,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的。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军红一、三军团连夜悄悄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当毛泽东来到彝族聚集区时,一些群众怀抱火红的大公鸡向他跑来(彝族对待尊贵客人的礼节),围着他说着热情的话语。毛泽东边走边向他们亲切地点头,并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双手放在胸前表示谢意。毛泽东走出很远以后,还站在高山上回首遥望彝族群众,举起双手再一次向他们致意。

  二郎山,高万丈,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红军部队未能及时向松潘集中。至7月底,胡宗南的部队已在松潘地区集结。中共中央决定,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出彝族区后,根据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部队沿安顺场一线运动。这一带仍是峰峦回环的山区,山势陡峭,沟深水急。红军马不停蹄,急速行军,先头部队于5月24日到达安顺场。

  石头荒草遍山岗。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1页。

安顺场是大渡河的一个渡口。大渡河是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流入岷江而转入长江。大渡河水深流急,漩涡翻腾,遍布礁石。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马到此,前有大渡河,后有清兵,最后被围困于此,全军覆没。蒋介石认为,红军到此必重演当年石达开的悲剧,于是调动10万余兵力,策划了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图谋将红军歼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抢在蒋介石兵力部署完成之前渡过大渡河,是粉碎蒋介石的企图的关键所在。

  羊肠小道难行走,

  8月3日,红军总部提出夏洮战役计划——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更明确提出,对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对张国焘的这些行为,聂荣臻与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一样,表示极大的反感。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统一编组,分别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组织左右路军:中央红军的一军和三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和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为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中央红军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这时已改称五军和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和新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指挥。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两路人马会师巴西。

为夺取安顺场渡口,刘伯承和聂荣臻亲临南岸,观察渡河战斗。红军以十七勇士首先渡河,迅速夺取北岸渡口。大队红军开始渡河,但只有两条小船,速度很慢。

  康藏交通被它挡。

  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留下来吃饭。饭后,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你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怎样?”

第二天夜间,毛泽东来到了安顺场,林彪也率部队到达了。毛泽东一到安顺场就赶往渡口,找先遣队的负责同志开会。毛泽东听取了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十七勇士飞舟强渡大渡河的经过。当说到蒋介石妄想要红军作石达开第二时,毛泽东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当毛泽东得知渡河困难时,立即决定红军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过不了河,而敌人李韫珩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将面临巨大危险。毛泽东当时就作了具体部署:一师和干部团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渡河后从东岸北上赶向泸定(安顺场位于大渡河由北向南然后向东的拐弯处,由安顺场渡河是从南岸向北岸,渡河之后则是沿东岸北上),由林彪带领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西岸北上赶向泸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340多里行程,要求在两天半内赶到。毛泽东强调说,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的大部队才能全部渡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失败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6月1日,林彪率红一军团前卫部队一师强攻二郎山险隘——飞越岭,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二郎山地区,向抱桐岭前进。

  “你对会理会议的态度怎样?”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陈昌浩这个谈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谈话从黄昏一直到晚上10点钟。聂荣臻看已经很晚了,便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陈昌浩这才说:“好吧,你走吧。”

大渡河东西两岸,两支英雄部队隔河相望,并肩前进。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沿西岸行军,边走边打,接二连三打了几个胜仗。他们昼夜兼程,日行军240里,终于29日晨抵达泸定桥边。

  抱桐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青藤盘绕,腐草烂叶遍地,野猪毒蛇乱窜。6月初,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瘴气在林中弥漫开来。就在这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许多战士无声无息地死去。以致一年后,当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痛惜不已:“在那里,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入秋的夜晚,毛儿盖地区已经寒气袭人。聂荣臻回味着陈昌浩不同寻常的谈话,引起他的警惕。他觉得骑骡子目标太大,便让警卫员牵着走。他平时没有子弹上膛的习惯,这次他却顶上了子弹,叫警卫员也顶上了子弹,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他们摸着黑走到半夜,才回到军部。

毛泽东在到安顺场的第二天下午,也冒雨出发了。山路蜿蜒曲折,加上下雨路滑,行路十分困难。为了鼓舞士气,驱赶疲劳,毛泽东不时和身边战士交谈,有时还讲一些小故事。

  林彪本人并没在二郎山逗留,他率一师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芦山城外十几里处,一师又通过了一座铁索桥。不苟言笑、正经古板的军团长在这座铁索桥上出了一次洋相。

  在这种情况下,他提醒林彪,要防止一军部队被张国焘吃掉。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林彪不以为然,反说聂荣臻有宗派主义。两人都动了气。

毛泽东还在艰难行军时,先头部队已开始了一场勇夺泸定桥的动人心魄的战斗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月20日,聂荣臻在毛儿盖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夏洮战役下一步行动问题的报告,提出主力要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桃河流域东岸,然后向陕甘发展。指出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荒僻地区是极其不利的。聂荣臻完全拥护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认为张国焘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荒僻地区的主张是错误的。

1935年,千里大渡河上只有一座铁索桥——泸定桥。泸定桥位于泸定县城的西边,由13根铁索连结着西岸和东岸。两岸是悬崖峭壁,桥下是翻滚着黑色漩涡、奔腾不驯、礁石林立的河水。这座桥是四川通向西康、西藏的交通要道。13根铁索中,4根用来作两边扶手,中间9根铺上木板作为桥面。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走在撤去木板的铁索上,稍不留神,就会葬身于湍急的河水。正是在这种险象丛生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上演了一幕千古壮歌。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

葡京赌王网,  8月21日,林彪率一军二师四团作为右路军先导,在茫无人烟的水草地里行军。8月23日,聂荣臻率一军直属队、第一师、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进入草地,历经艰辛,于27日到达班佑,与林彪会师, 29日他们率部到达阿西。而左路军到阿坝后再也没有前进。9月上旬,张国焘擅自改变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两次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得到9月9日那封要求“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令①,连夜报告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经紧急磋商,为脱离危险境地,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军委直属队等北上(当时一军已进至俄界)。

5月29日下午4时,经过长途急行军、仅仅休息了几个小时的红军战士从西岸开始进攻了。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泸定桥另一端冲去。后面的战士边冲锋边铺木板,后续部队踏着木板向敌人射击。在靠近东岸的地方,敌人把没有来得及撤去的木板用火点燃,顿时燃起熊熊大火。敌军企图用烈火阻止红军前进。突击队员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冲进烈火,与敌厮杀,终于夺取了东岸渡口。部队冲进城后又打了两个多小时激烈的巷战,将敌大部歼灭。

  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

  后来,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则向南越过草地。9月10日,林、聂在俄界接到电报,得知张国焘的阴谋,立即复电彭德怀、李富春,告知已在俄界作好接应中央及第三军的准备。9月12日,聂荣臻在俄界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表示:“我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毛泽①《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66页。

与西岸部队夹河并进的东岸部队,在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之后,在29日夜11时左右也赶到了泸定桥。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后半夜2时左右,冒雨来到桥边。夺取泸定桥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提着马灯陪同他们察看这座著名的铁索桥。当他们从桥西再折回桥中央时,刘伯承停了下来,心中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在桥上连跺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不晓得他是怎么过泸定铁索桥的。

  东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①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夺取泸定桥三天后,毛泽东来到了这座桥。红军主力大队川流不息地通过了这座摇晃的铁索桥。毛泽东在桥上停下来,向大家摆手、说话,有时立在铁索链旁,极目远望。大渡河的凶猛,泸定桥的奇险,勇士夺取泸定桥的壮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身边的警卫员议论说:“这样的桥,有我们一个班守着,谁也甭想过来,可敌人……”毛泽东笑着接上去说:“敌人嘛,总是敌人!他们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不能相比的。”后来,在他的著名的词作《七律·长征》中,他以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写出了泸定桥的险要气势,写出了红军勇夺泸定桥的英雄气概,也使勇夺泸定桥的故事随着这首诗词传入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部队陆续地过去了。

  中央自与四方面军会师,经历了与张国焘的一场极其严肃而又危险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聂荣臻始终是旗帜鲜明的。

夺取泸定桥的第四天,先头部队就向夹金山方向出发了。这是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行动方向。毛泽东一过大渡河,就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在泸定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部队向雪山草地一线运动;同时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红一军团到达芦山时,川军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林彪决定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令6月12日前到达懋功,刘亚楼率五团跟进,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和红三军团彭雪枫师尾随其后。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3页。

要部队向雪山草地方向运动,并不是盲目的。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是为了去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曾有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以后中断了。双方通过一些传闻和国民党的报纸刊登的零星消息,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但十分有限。中央只知道红四方面军大体上在川西北活动,但具体地点不清楚。实际上,到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相隔不过百余里,只是被雪山隔开了。这时张国焘已派李先念率部队迎接中央红军,但中央红军的具体地点、到达日期,均不知其详。李先念率部攻克了雪山北麓的懋功,在此寻找中央红军。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开始向这一带运动。

  6月12日,林彪等率部行进至夹金山脚,接到陈光、杨成武发来的电报,得悉他们已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三十军二十五师韩映山部已于8日攻占懋功。消息传来,全军欢腾。林彪、聂荣臻立即通过电台将喜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电令林彪“继续前进”。

夹金山又名神仙山,海拔4900多米,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以南,理县的西南。夹金山终年积雪,日落之后,月出之前,更是冰雪遍地。据说此山别说人过不去,就连鸟也不易飞过,只有神仙才能登越。“神仙山”由此得名。但中央红军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必须翻过夹金山。

  林彪率众从大硗碛方向攀登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中午前后,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然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下起鹅毛大雪,随风狂舞。聂荣臻开过刀的脚化脓了,躺在担架上。林彪低着头,闷声不吭地一步一步挪动着,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被风雪隔开了。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各部队领导都给战士讲雪山的情况,鼓舞士气。毛泽东也对战士们说,“神仙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去。

  6月13日,聂荣臻翻过了夹金山,林彪却迟至14日才下来。这幸亏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彪才没倒下。由于身体虚弱、缺氧和高山反应,林彪在夹金山顶几次失去知觉,昏迷过去,警卫员们合力把他背下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开始爬雪山。这支突破乌江、勇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与风雪搏斗四五个小时,翻过山顶,到达山下,意外地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两支红军主力终于会师了!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此刻,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呢?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同日,徐向前在理番致电党中央,详细报告了敌情和各部队位置,提出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并代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中央红军。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两支先锋部队会师的消息,使长征以来备尝艰辛的中央红军极为兴奋。后续部队情绪高昂,以顽强的意志翻过雪山。毛泽东也于6月14日与中央直属纵队一起过夹金山。山上积雪难行,如果稍有不慎,掉到很深的雪窝里半天爬不出来;如果找雪浅的地方走,一是不容易找,二是即使找到了脚下也很滑,走两步要退三步。毛泽东和战士一起步行。那天他没有穿棉衣,走了一会儿,他的单薄的灰色夹裤就被深雪湿透了。他那双薄薄的黑色布鞋不仅湿透,而且被冻得发亮。身边警卫人员要扶他上山,他说:“不!你们和我一样嘛!”走到半山腰,刮起了暴风,风卷着积雪,伴随着鸡蛋大小的冰雹一齐朝大家扑来。战士们立即用手臂支撑起油布,让毛泽东在中间暂避风雪。这时,山顶上传来了呼喊:“同志们,坚持住!坚持住就是胜利!”“是宣传队的同志们!”毛泽东说:“我们要很好地学习他们这种精神。”他还鼓励周围的同志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啊!”警卫员戴天福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毛泽东关怀地说:“戴天福同志,你坐在这里是十分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这时,警卫员吴吉清赶紧把小戴背了起来,毛泽东就用手扶着他俩向山顶走去。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到达山顶后,只见雪地上战士们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地坐在一起,有的索性躺下了。毛泽东一见这种情况,立刻走到战士中间,和蔼地说:“同志们,不能在这里休息呀!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儿,下山去我们就和四方面军会师啦!”对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向往,战友之间的相互关怀帮助,激励着战士们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向自身的疲倦劳累挑战。红军大队人员终于战胜了雪山。

  欢迎张主席!

6月14日晚,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达维镇,受到了四方面军同志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方向前进。

毛泽东到了一座喇嘛寺庙,没有休息,就详细地询问四方面军部队情况,从部队建制,干部成分,思想状况,战士的生活、训练、学习,一直到师团的历史,党组织建设,部队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问得十分仔细。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二师师长韩东山尽可能详细地作了汇报。最后他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顽强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拼命地往前冲。”毛泽东高兴地说:“是啊!这就是红军的作风!我们从江西出发那天起,飞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地上追,我们还是闯过来了!”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史学家认为,毛泽东“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耍权术、血腥味极浓的铁腕人物,四方面军中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冠以各种罪名除掉了。在“肃反”的口号下,张国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现在,张国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毛泽东、林彪该如何应付呢?

当天晚上,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会场设在一个晒谷场上,搭了一个简易的讲台。周恩来主持庆祝会,毛泽东、朱德以及四方面军的韩东山讲了话。毛泽东以其惯有的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说:这次会师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体现。他盛赞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还称赞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他指出,中央红军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毛泽东强调说,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地区。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从16日到24日,毛泽东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直到25日,张国焘才威风凛凛地在一队骑兵护卫下来到两河口镇,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语)式的会面。

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说明他对一、四方面军的会师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评价。当然,他也看到今后会有很多困难,他对韩东山说:“中国的革命才刚开始,道路还很遥远,斗争还很复杂,一定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奋斗到底!”尽管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着充分的估计,但是,他以及他的战友也都未必预料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会如此之快就产生重大的斗争。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在达维庆祝会师后的第二天清晨又继续前进了。临行前韩东山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们走后,后面的部队还得几天走完,你要把警卫工作布置好,掩护部队安全通过。现在确定将五军团三十七团交你指挥,待我们从懋功出发后,你们再行动,明白吗?”毛泽东说着,又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和朱德、周恩来等人一道挥动军帽,同四方面军的部队告别。

  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红军两大主力会师,表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深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发生分化,国内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动。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表明北上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主要行动方向,也是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退却转变为新的进攻的巧妙结合。

  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6月16日,毛泽东到达懋功后,见到了在此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向他询问了部队情况,表达了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还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人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地提出了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今后,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6月16日,中央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名义发出了《为建立川陕首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中央向张国焘申明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任务。第二天,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主张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从此,在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北上南下之争。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主要来源于他对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成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样严重,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由此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红军卷起苏维埃旗帜,向中国西北部边远地区退却,与敌休战。这种方针在战略上是不适当的。因为蒋介石正企图把红军压迫到黄河以西地区,阻止红军向北或向东发展,切断红军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置红军于困境,然后寻机消灭之。此外,这些地区多是穷乡僻壤,少数民族居多,存在着民族间的隔阂,红军若以此为根据地必然造成供给和兵源的困难。因此西进或南下是错误的方针。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北上川陕甘方针则是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后提出来的。北上川陕甘,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有较好的条件和深远的意义:一是此地地理环境接近华北抗日前沿,有利于红军开往抗日前线;二是有较好的群众条件,有利于支持红军作战;三是这一地区有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活动,与他们会师后可以在较短时间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方针。

  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

但是,张国焘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张国焘同为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以最大的耐心期待着这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能够放弃原有主张,希望一、四方面军能够团结起来,与其他部队联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6月18日,党中央、毛泽东再电张国焘,申明北上方针。20日,又致电张国焘,请他赶来懋功,以便商议决定战略方针。

  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

为了与张国焘面谈,6月24日,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抵达商河口镇。中央准备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上建立根据地助战略方针。

  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为迎接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一块大平地上,布置了欢迎会场。6月25日上午,天一直下着雨,毛泽东也一直耐心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终于,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卫下,赶到了两河口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员冒着倾盆大雨,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欢迎他。张国焘态度傲慢,骑马飞驰而来,马过之处溅了毛泽东等一身泥水。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一、三军团出发后,徐向前、陈昌浩大为吃惊。陈昌浩问徐向前,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陈昌浩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进行“劝说”。李特骑马追来,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泽东劝阻他,他就大吵大闹。毛泽东邀他到旁边的一所教堂里坐下来谈。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定的。但李特不听劝告,要强拉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毛泽东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毛泽东最后还对李特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的。伍修权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说当时有些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泽东却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就这样,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则回班佑去了。毛泽东在警卫战士的陪同下,随部队通过一座木桥走过了巴西河,开始走上新的征程。

  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

过巴西河的当天,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中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毛泽东对张国焘再次表现了高度的忍耐。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以避免红军的分裂,共同北上,9月11日,一、三军团在俄界会合后,中央再次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而张国焘在第二天复电仍反对北上,主张南下,首先赤化四川。9月12日,中央根据8月以来与张国焘的争论,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当时,许多同志对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十分愤慨,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不管张国焘如何阻挠破坏,中央仍然要坚持两河口既定的北上抗日的亚确方针,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曾对毛泽东主张保留张国焘党籍一事予以评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既坚持原则性,又恰当地保持了灵活性。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毛泽东所着眼的决不是张国焘一个人,而是整个四方面军。他对四方面军始终抱有信心,相信他们终究会北上的。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仅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会议还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的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在此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一再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南下命令,服从中央电令,转而北上。但张国焘却置之不理,并在左路军中大肆进行活动,在部队中攻击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右倾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他在阿坝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与俄界会议唱对台戏,并在会上组织人马围攻朱德。9月15日,他提出一个《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0月5日,他在卓木碉成立了所谓的“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他以“中央”的名义,通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12月5日,张国煮又致电中央,宣称“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事已至此,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致认为,应当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公布于众。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中央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到1936年二三月间,四方面军已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约4万人。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失败了。而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建立了根据地。现实的教育使广大四方面军干部战士逐渐觉醒,认识到北上是正确的。在距两河口会议近一年的时间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了。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明确决定了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毛泽东曾说过,他们会重新回来的。一年后,他们终于回来了。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斗争艺术。首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长期的、反反复复的、不厌其烦的耐心说服和教育,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二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坚持北上的基本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对于一些具体的事情或人事安排则可以灵活掌握,适当让步。三是把坚持错误的个别人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区分开来,保障了红军的团结。四是重在分析错误,不急于做组织处理。这种斗争方式,一反遵义会议之前,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成为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典范。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南下北上之争告一段落,毛泽东率红军战士踏上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段历程。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在欢迎会上,张国焘作了讲话,在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面前宣布了他的主张:“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尽管毛泽东不同意他的主张,但仍设晚宴招待他,请他喝了当地酿制的青梨酒。席间,毛泽东表示欢迎张国焘,并开玩笑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然而张国焘对这种交谈并不感兴趣。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张国焘到达两河口的第二天,中央正式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开了3天,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他还指出,以前红四方面军决定向西,这是与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他强调,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一必须是便利于我们作战的,第二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主力。新根据地应是地域广大、回旋余地大、便于机动的地区;群众条件好、人口多、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因此中央决定去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毛泽东也作了发言。他表示同意周恩来的上述发言,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他要求四方面军作出解释,因为他们是主张南下打成都的。他还说,我们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逃跑,而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他指出,我们要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南东,迅速向前,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他主张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破胡宗南部向前进军。他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六日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

张国焘不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认为北有草地,气候严寒,行军不利,胡宗南部有20余团兵力,即便到甘南也站不住脚。他提出先向西南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由于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朱德也主张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刘少奇也表示不能向成都发展,因此张国焘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会议在6月28日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对中央的决定最终投了赞成票,但其内心深处仍主张南下。这时他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损耗,人、枪比四方面军少,便野心勃发,提出要解决一、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求改组中央和军委。这个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央拒绝了。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指出,红军应由中央统一领导,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会议期间,张国焘对会下的活动更为关注。他曾表示要拨兵给彭德怀和聂荣臻,还派秘书给彭德怀送了几斤牛肉干和几斤大米,以及二三百元钱。这种非正常的活动引起了彭德怀以及一方面军其他同志的注意。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杂谷脑后,在一个教堂里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以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为名,宣传他自己的主张。6月30日,张国焘致电中央,重新提出退却方针,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7月1日再电党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这是再次提出组织问题,即向中央摊牌要求给予更高职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

此时毛泽东对张国煮仍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放弃最后的努力。毛泽东不仅对张国焘如此,对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都采取了团结、爱护、信任的态度。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曾大搞错误的“肃反”,1931年;几乎所有的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他还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伤害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例如曾中生因与张国焘有不同意见而被长期关押,他听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后,分别给党中央和张国煮写信,要求释放,面见党中央申诉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张国煮扣压了曾中生的信,禁止他同中央见面,后将他秘密杀害。廖承志1933年加入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他因对张国煮推行王明路线不满被打成反革命,被开除党籍。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毛泽东曾给三军团去电,要他们派部队去寻找廖承志。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要萧劲光率领人马去寻找。萧劲光派出一个排去寻找了多半天,但未找到。后来又经周恩来的努力廖承志才得以获救。三军团在长征途中收容了大约有一个排的四方面军掉队的士兵。当时彭德怀觉得,这些同志是掉队被我们收容的,可以带他们一起北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说,一个也不能带。搞得不和睦,将来不好见面。我们要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将来会跟我们一道来的。彭德怀听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亲自给这些同志讲了话,宣传了北上抗日的主张。随后就让他们回红四方面军去了。曾深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深知爱护干部、挽救干部的重要性,因此,他耐心地等待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一道回到中央方针上来。

  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编了密码,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码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率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从翻越夹金山后,红军一直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行动。这一带是连绵不断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荒原,没有青菜,没有粮食,只有少量的青稞。来自中国南部的战士,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跟着党中央,跟着毛泽东不停地向北走去,寻找新的落脚点。

  事实证明,送密码本给红一军团,这是在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电台与密码将一、三两个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一旦出事,即可行动。

在艰苦的环境中,党的领导人也和这支队伍中的所有成员一样,缺衣少食。毛泽东自从过了大渡河之后,就很少吃到蔬菜和有油性的东西,甚至连盐也好久没吃到了。一天,在卓克基,西斜的太阳映照着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这是毛泽东在卓克基居住的地方。塔楼前,战士们正围在一起收拾一块猪皮。毛泽东在外面忙碌了一天,回来见几个战士围在一起忙碌,便问:“你们在搞些什么?”警卫员钟永和说:“主席,我们给您弄了点菜。”当毛泽东听说是猪肉时,便问大家:“哪里来的?群众不在家,你们犯纪律了吧?”原来,警卫战士在土司宫的一个小暗室里发现了一筐带毛的猪皮,他们将猪皮放到小铁桶里煮,然后刮去毛,做成菜。钟永和讲完事情经过后问道:“主席,您吃不吃?”毛泽东看了看大家,笑着说:“你们能吃,我就能吃!”大家一听高兴极了,围坐在一起吃了起来。毛泽东一边吃一边开玩笑说:“咱们这算是一次很成功的会餐!”这种官兵一致,同甘苦共患难的作风,成为鼓舞大家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

  林彪在毫无思想准备和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这也是他的幸运。如果从容地让他进行选择的话,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毛泽东率部离开卓克基后,踏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栉风沐雨,又翻越了第三座大雪山,到达黑水县的芦花。在这里,党中央停留了十几天。这期间,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矛盾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红一军团(这时改称红一军)到达阿西后,9月上旬,林彪接到几份相互矛盾的电报,这使他估摸不定一、四方面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立足未稳,夺取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同日,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增加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9月5日晚8点,陈昌浩发来电报,宣布“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指定红一军就地休整;

7月初,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把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阻挠北上。7月9日,他鼓动其追随者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即改组总司令部,要求让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7月18日,陈昌浩又致电朱德,要求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并要挟中央说,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这样,张国焘从最初的战略方针之争发展为赤裸裸地要权。党中央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要求。

  ——9月6日下午3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电报,命令“1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毛泽东、党中央从大局出发,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同志,对张国焘仍是晓之以理,争取他转变态度。为了解决“组织问题”,统一认识,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会上,周恩来鉴于大敌当前,需团结一致,便主动表示愿将红军总政委一职让出。张闻天也表示可以把总书记的职位让出来。而毛泽东主张,总政委职位可以让给张国焘,但党中央的职位不能再让。当后来张国焘成立所谓“中央”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这一主张所包含的政治眼光和深远的韬略。后来彭德怀在他所写的自述中这样描述这件事:“当时张国焘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②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

  ——23小时后,彭(德怀)李(富春)又有电报飞至:

这样,7月18日军委公布了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7月21日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并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这是中央在组织上作出的重大让步。

  林、聂:

尽管中央作了让步,但张国焘并没有善罢甘休,斗争仍在继续。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立即设法控制一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后来,彭德怀曾提到此事,说三军团的密码本被收缴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毛泽东以及一军团隔绝了。此后,张国焘才率四方面军北上,但已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8月初,胡宗南部从东南方向推进到了平武。红军如按原定路线经松潘北上,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为了摆脱危局,中革军委于8月3日制定了《夏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胡,再向北进入甘南。

  …………

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在毛儿盖附近有一个群山环绕的藏族村庄——沙窝。在这里,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固执己见,吹嘘自己如何正确,同时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提出一方面军领导应检查缺点错误。在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批评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向西南退却的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红军提供作战的后方,而且可以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苏维埃国家领土,鼓舞工农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作斗争。决议还针对张国焘破坏红军团结的行动,强调必须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内情复杂,1军应在原地休整,特别注意体力恢复。

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要求再提拔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的多数。同为中共资格最老的党员的毛泽东,与张国焘展开了严肃的面对面的交锋。毛泽东指责张国焘:“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但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还是作了让步。毛泽东指出,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干部,我们只提出补几个同志当中央委员,这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其他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这样,会议经讨论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增补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张国焘对毛泽东极为不满,即使在多年后重提这一会议时,仍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这足以说明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实现其野心难以逾越的障碍。

  彭、李

沙窝会议之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于8月20日把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毛泽东随右路军行动。

  7日14时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后回到毛儿盖,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偏僻地区西进的主张。这意味着张国焘与党中央、毛泽东的斗争远未结束。

  一会“休整”,一会“前进”,一会说“内情复杂”,一会又要“注意恢复体力”,林彪有些捉摸不定。他疑惑地望着聂荣臻,问道:“这捣的是什么鬼?”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就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作战行动问题作了讲话。他指出,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他主张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他提出,红军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原,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却,也是好的。参加会议的四方面军负责人徐向前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陈昌浩等人均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还为会议作了结论,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他强调,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这种精神与张国焘鼓吹的西进方针是完全不同的。

  聂荣臻对于红军统帅部里发生的情况虽有所知,但并不知晓内情。他沉思一会儿,对林彪分析说:“说不定张国焘想动手,那样中央就身处危境了。”

毛儿盖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个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会议改变了夏挑战役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证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正确的。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林彪、聂荣臻向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出了一封探询式的请示电报:

由于张国焘坚持西进的主张,迫使中央在七八月中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这些争论,统一党内的认识。而在这两个月中,蒋介石得知红军已到达毛儿盖并有北上的意图,便调动30万大军,布置了三道封锁线,堵截了毛儿盖西北方向几乎所有的要道。只是由于他判断红军不会从草地北上,所以未在草地一线部署重兵。而毛泽东提出的经过草地北上至陕甘的主张,再次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被他认为是不可能通过的地方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乘岷(县)、西(固)敌防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

毛泽东开完毛儿盖会议之后,于8月21日与右路军一起踏上了人迹罕至的川西北草原。

  9月8日,林、聂电报到达巴西时,巴西情况已如箭上弦,千钧一发。

川西北大草原,实际上是一片大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草地气候极为恶劣,时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每年5月至9月,是这一地区的雨季。红军过草地时已是8月。8月的草地鲜花盛开,但鲜花下面的水草地却处处是危险,稍不留神陷入沼泽,只需几分钟就能把人吞噬。这种极其险恶的自然条件使人类的脚步很少光顾此间。因而敌人在预测红军的行动路线时,把草地排除在外。薛岳在《剿“匪”纪实》中就说,红军若想走此路,“势有不能”。但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战术的指挥者,他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走出草地。

  早在9月3日,张国焘电告中央,噶曲河水上涨,无法涉渡,建议放弃北上计划,全部红军向西南方向的川康边界推进,后又提出了“我们要南下”的口号。

在大部队向草地行军之前,8月17日清晨,一军团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突然接到通知,要该团担任进入草地的先遣团,要他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去领受任务。从毛泽东那里当面接受任务,对杨成武来讲还是生平第一次。

  9月9日,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提出“最后通牒”,逼中央就范:

可是,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意外的消息。9月3日,张国焘终于有了回音。他致电中央,以葛曲河水上涨给左路军带来种种不便为借口,不按中央的计划行进。他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又发出电报,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这时,右路军前锋一军团于9月4日从巴西北上,5日到达俄界。这段时间中央几乎天天开会,希望能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前敌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军在巴西,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与前敌总指挥部住一处,周恩来、王稼祥同三军团驻扎在离前敌总指挥部约15里左右的牙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同陈昌浩、徐向前进行了多次商谈。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说“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下为下策。”但张国焘旋即来电命徐、陈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左右两路(红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

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回电后,拿电报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马上去找张闻天、博古。当晚,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随右路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非正式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北上。会后,即将此电发给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9月9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陈昌浩接到电报后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同意南下,但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只好表示南下。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张国焘不仅不听从中央的耐心说服,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反而又在9日致电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如何?

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在接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要他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他沉着冷静,谨慎从事。

  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如果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不执行命令,应立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

当毛泽东翻过夹金山和张国焘会面时,也许没有料到他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以过人的机智与果断决定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为寻求脱身之计、他立即到徐向前、陈昌浩那里商谈行动方针。他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没再说别的,只是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了。

  密码电报指明“该电由陈昌浩亲译”。事也凑巧,当电报发来时,陈昌浩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讲话,结果电报由译电员译出后交给叶剑英转陈昌浩,并说明这是密电。叶剑英当然知道此话的涵义,他根据军队保密守则没有展开电报稿。他走进会场,将电报递给陈昌浩。

毛泽东又来到陈昌浩处,陈昌浩告诉毛泽东,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还须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商量。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养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同周、王开个会吧。这样,毛泽东从陈昌浩控制的前敌指挥部中抽身而出,火速赶到巴西附近的牙弄,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会议决定,为了贯彻中央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领一、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学校迅速转移,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合同志书》。

  陈昌浩有个特点,当他讲话讲到兴头上时,不喜欢人家打岔。他见叶剑英递给自己一份电报,便瞪了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为了给部队行动打掩护,毛泽东派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部队要南下过草地。需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部队在10日天一亮去筹粮。10日凌晨2时,叶剑英率一方面军的同志悄悄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并带走了甘肃省地图,

  无奈,叶剑英只好退回一个座位上。无意中,他的目光扫过电文,顿时怔住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这意味着一场火并将要发生。如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当机立断,借口上厕所,离开会场,疾步赶到离会场约二百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与彭德怀随红十团一起在后尾前进。他俩边定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毛泽东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

在毛儿盖,毛泽东与周恩来住在一起,住的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杨成武找到毛泽东后,毛泽东对他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毛泽东原想让六团担任过草地的先头部队,但试了一下,没有奏效。毛泽东分析了六团未能奏效的三个原因,这就是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加上国民党和藏族上层反动武装骑兵的伏击。

  事不宜迟,毛泽东等人火速脱险,来到红三军团住地——牙弄。在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决定火速拔营,离开险地。叶剑英则暂留一步,俟机从陈昌浩处弄出作战地图。

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马上给一军团发报”,危境中的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林彪,他亲自口授了电文:

稍顿了一下,毛泽东又指着地图继续说道:“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托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

  林、聂:

他说到这里,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说道:“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

毛泽东又详细地告诉杨成武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他说,草地看不见人烟,连树林也没有,行人走过,有时水可浸到膝盖边,夜间寒冷多雨露,就是白天,也气候多变,忽而烈日,忽而阴天,有时飘来雨雪,必须作好最坏的打算……然后,他又具体指示解决困难的办法。说完这些,他又强调说:

  毛泽东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9月10日凌晨,叶剑英带地图率中央二局赶到牙弄。“出发!”彭德怀下达了命令。整个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闻令开拔,部队如同影子一般在月光下悄然移动,很快便无声无息。

毛泽东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资准备情况。当他听说部队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当向导时,便着急地问:“路上走不动怎么办?”杨成武说已准备了8个同志用担架拾着他。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好!要告诉拾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他还说,“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下午5时,红三军团到达拉界,距红一军团住地俄界尚有一天的路程。这时,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联名向红一军团发出了通报情况的一封电报:

由于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红四团,因此毛泽东又特别嘱咐杨成武必须搞好团结,指出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标志。

  林、聂:

红四团不负重托,探寻出一条经草地北上的路线。随后,主力部队开始踏上了茫茫草地。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在处处隐藏着死亡危险的草地,红军战士不仅要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向人体的极限挑战。红军战士要以惊人的毅力,战胜饥饿、寒冷、疲劳等困难。萧劲光曾在回忆录中说,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毛泽东1936年时曾对斯诺说,那时红军中有一个说法,“买一只羊,要一条命”。意思是说为了弄到一点吃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准备过草地时,红军从藏民的地里收割了一些青稞和萝卜之类的蔬菜。毛泽东幽默地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战士们在过草地时只能吃点青稞粉、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以极端虚弱的身体去战胜极端险恶的自然条件,这在人类生存史上也是一幕少有的悲壮之歌!

  (二)中央今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

毛泽东在草地行军中也和平时一样,白天到了宿营地从不休息,不是开会就是到部队中去。一天,战士们在草地露营点燃了篝火,许多人围在一起谈笑、歌唱。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成仿吾也来了。他们把包袱和油布往地上一垫就坐下了。彭德怀请毛泽东为大家讲故事。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风格,生动地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部队作战的经历,给战士们以精神上的鼓励。

  (三)拉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报,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

在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和战士同甘共苦。晚上露天宿营,白天同样忍饥挨饿。毛泽东后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回顾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依然充满革命信心,官兵一致,团结互助。一次,一个战士临终前,请卫生员把部队发给重病号的二指宽的马肉转交给毛泽东,并请警卫班的其他同志照顾好毛泽东。毛泽东沉痛地对大家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彭德怀李富春

无情的水草地吞噬了多少战士的生命。但红军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草地,战胜了自我。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

  接到电报,林彪几天来的疑惑终于明白了。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又闹翻了。”

8月24日,中央在过草地的途中致电张国焘,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力陈中央方针的正确性,令其率部队向班佑一线运动,与右路军并肩东进。徐向前、陈昌浩也连电告知张国焘,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

  9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领导随三军团到达俄界,并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8月26日,有路军到达巴西地区。从巴西到甘南,需经包座。中央、毛泽东决定攻打包座。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建议,由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四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战斗于8月29日开始,30日结束。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创造了条件。

  张国焘得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急忙打电报给林彪等军团军政首长,希望以前煞费苦心的策动工作没有白做。

在攻打包座战斗进行中,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毛泽东提出抓住有利战机,北出甘南。中央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进去,可以有把握地战胜胡宗南部。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但是,这时仍不见张国焘的动静。毛泽东便和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赶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然后,又以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指出左路军如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再次要他带部队过草地北上。同时,还令一个团的部队筹集粮食,做好迎接左路军的准备。

  …………

这时,蒋介石突然接到薛岳、胡宗南的电报,得知红军已经草地到巴西,并已突破设在包座的防线,大为震惊。为阻止红军行动,他下令新编十四师扼守岷县及腊子口,又让胡宗南回甘肃;然后令王均所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做好堵截红军的准备。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

大敌当前,如再迟疑,必将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不能不着急。然而,大敌当前,毛泽东又必须团结同志,集中兵力北上抗日。毛泽东不能不以最大的耐心等待张国焘的回音。

  望诸兄细思吾言。

  张国焘的电报此时打来,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自不必说,一度对张国焘颇亲近的林彪也不能不对这封电报嗤之以鼻。

  因为,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付之一哂,说道:“让历史裁决吧!”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进抵腊子口下。腊子口是进入甘南地区的险道要隘。倘若腊子口打不开,中央红军往南不能返回,朝北走不过去,进退不得,将陷入绝境之中。

  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交给了林彪。林彪立即给刘亚楼、黄、陈光、肖华发报,命令他们迅速占领哈麻、里朵作为北上据点,准备进攻腊子口。随后,林彪、聂荣臻冒雨赶往腊子口下。从山下往上看,山口宽约三十米,两边是悬崖陡壁,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水急浪高的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

  为了阻止红军北上,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两个整营的兵力,山后囤积了大批粮草和弹药。距此不远,岷州城内随时有援兵增援腊子口守敌。

  “事关全军命运,”林彪一咬牙,对杨成武说,“腊子口是座刀山,你们也要给我上。不然,我们还得退回去。”林彪批准了四团的作战计划,即杨成武率一连人直攻木桥、隘口,王开湘带一连人迂回敌后,策应杨成武进攻腊子口。

  进攻腊子口的战斗从9月16日入夜时分开始,一直打到17日凌晨才结束。杨成武指挥的正面部队发起六次连续冲锋,最后在王开湘的侧翼部队掩护下攻克了天险腊子口,穷追溃敌三十五公里。

  腊子口一役,缴获粮食十万斤,盐巴两千斤。这对于已经饥疲不堪的红军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

  腊子口得手以后,林彪立即将战况报告尚在里朵寺等候消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他自己即和聂荣臻一起赶往哈达铺,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人。

  9月19日,林彪一行抵达哈达铺。这天,一位名叫曹德连的连指导员奉命去邮局寻找敌人的报纸。在邮局,他找到了一大摞国民党《山西日报》。报上,有一则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

  曹德连把报纸送到了军团部。林彪和聂荣臻看到这则消息,大喜过望。他们深知这则消息在红军统帅部中的价值。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快给毛主席送去!”

  毛泽东本人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也没有想到陕北会有一支红军力量在活动,还有一块红色区域。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兴奋不已,他激动地高声说: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

  就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中央红军由此决定了自己的落脚点和归宿。

  历史也把林彪裹挟到了陕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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