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二节,重点发展初级农业社及整顿巩固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投人格外多的精力,自始至终地具体指导着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

粮食供需紧张的矛盾,通过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暂时得到缓解,但不能根本改变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党中央认为,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只能是大量增加粮食生产。但小农经济潜力很小,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不是近期能办到的。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并在合作化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造,才能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从另一方面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国家要同上亿户农民直接打交道,核定各户余粮,动员各户交售,工作非常繁难。这就需要“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把单门独户的农民基本组织到合作社内,以便切实做好粮食征购工作,保证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和农产工业原料的需求。正是基于这一点,党中央、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与统购统销作为改造个体农业的两大重要措施紧密结合,这对加快实现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第二节: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3年10月至11月间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前,毛泽东同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他说,粮食、棉花、肉类、油脂和大城市的蔬菜供应,现在有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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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定于下午三时开始。下午一时毛泽东就来到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一时四十分找陶铸、江华、周小舟三位省委书记谈了一会儿,约半个多小时,随后进入会场。

  实际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个。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再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对1953年春季纠正互助合作局部冒进倾向的工作提出批评。他说,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他强调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就是说,“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他进一步指出:有句古语,“纲举目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一切都有统属了。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会议着重讨论如何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议定1954年春农业社由现有的1.5万个发展到3.58万个。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官僚资本予以没收,将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企业直接转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没收官僚资本,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这样国家就掌握了经济命脉,奠定了人民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

  据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回忆,当时会议的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作报告时也显得轻松自如,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可以想像,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对“右倾错误”的批判也是正确的,对于指导合作化运动的一套政策和步骤已成竹在胸。

  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报党中央修改后,于12月公布执行。这是继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第一个决议之后,又一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决议》强调,农业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高涨的需要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为着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逐步克服农业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指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所表现的生产积极性具有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出发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积极性,表明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小私有者和农产品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决议》要求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以克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决议》认为初级社已经在试办和初期发展中显示出优越性,证明它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是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要求各地把农村工作的重点更多地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由于建立了人民政权,国营经济控制着经济命脉,民族资本主义在原料来源、产品销售等方面又与国营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本家的生产又处于工人阶级的监督之下,因而这时的资本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毛泽东的报告,一开头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①(①这句话在毛泽东7月31日作报告时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改为“高潮”。)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一九五一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

1954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传达贯彻,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同时展开,在农村很快掀起一个大办农业社的热潮。不久,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多个。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各地办社经验,议定下一个冬春农业社发展到30至35万个。10月,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又追加指标,要求1955年春农业社发展到60万个,1957年组织50%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使初级社在全国主要农业区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会议强调,合作社的发展,应该是全年准备,分批建社,避免冬季短期突击。但这时,农业社已由年中的13万个增加到22.5万个。到12月,中央将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批发下去的时候,建社要有“充分准备”的精神还未来得及传达,全国农业社总数到年底已增加到48万个,发展势头越来越猛。

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后,民族资本家再也无力发起进攻,已经处于守势。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三反”、“五反”暴露出来的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已经触目惊心,资本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侵蚀作用日益显现,这使它对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方面更显得暗淡无光。国家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后,进一步压缩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农业合作化的实施又进一步隔断了资本主义与农民的联系。这时的资本主义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阶级力量对比上,都已经处于监控之下。国民经济又已经得到恢复和发展,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机日益成熟。

  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的指导方针。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3、354页。)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社迅猛发展的同时,1954年秋收后的粮食统购工作开始进行。由于当年长江流域各省遭受特大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计划并未削减,各地下达计划时又加了码,结果,粮食收购比原计划多购了100亿斤。加上合作社大发展中工作不免粗糙,引起一些农民的不满,一些地方出现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和备耕等现象。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极为重视,于1955年1月至3月相继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等文件,加强对农村工作的指导。

鉴于此,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除了前述几次争论外,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波折,这样就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特征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公私合营为特征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顺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这样,此不赘述。

  他批评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他认为,这些人是“胜利吓昏了头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甚至认为这些人“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①(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8、424、425、433页。)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五月四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1页。)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②(②《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l页。)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③(③转引自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1、142页。)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0页。)

党中央全面分析了造成农村紧张的原因,指出:其中固然有少数富农和其他不良分子的抵抗破坏,但从整个来说,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如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估价偏低又不按期付款;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心中无底,感到粮食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的数目太少(口粮偏紧,牲口饲料不足);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农民也有意见。中央认为,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发展生产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农村工作一切措施的推行,都必须围绕发展生产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根据对农村形势的分析,中央决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确定1955年至1956年的粮食年度,国家征购粮食的指标为900亿斤,并对粮食购销实行“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同时,还对耕畜保护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工农业产值中占主导地位,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因而进行农业合作化,难度之大,情况之复杂,在三大改造中居于首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能否实现农业合作化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造的成败,同时也关系到国家工业化的命运。这样在是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就首先并多次表现在农业合作化上,最终通过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的高潮,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因而我们这里就重点分析在农业合作化上进行的三个回合的斗争,并进一步分析农业合作化后,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不是不了解,要把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他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当时,刘少奇等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同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说:“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②(②《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7、218页)

在此期间,各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势头仍增不减,1955年3月达到60万个。3月中旬,毛泽东听取邓子恢等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汇报后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指示:应当实行分别不同地区,停止发展、实行收缩、适当发展的“停、缩、发”三字方针。3月25日,邓子恢会同中央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商得浙江省委同意后,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发电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提出收缩农业社的建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第二办公室同时派员到浙江了解情况,帮助整顿农业社。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土地改革后,要不要进行农业合作化?

  这是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部立论的基础,是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主要根据。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同对于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设想是相联系的。当时的设想就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到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严重步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

4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汇报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停、缩、发”方针,决定当年秋收前对农业社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首先要搞好生产,保证增产。4月21日至5月7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提出的方针。这时,全国已发展到67万个社。邓子恢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止下来,以后主席说,干脆就停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根据中央方针和毛泽东谈话的精神,这次会议决定1955年农业社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同时把互助组办好。

土地改革后,进行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就历史性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在是否立即进行合作化及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我们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三个回合的斗争,最终在毛泽东的坚强领导下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毛泽东的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而批评邓子恢等人采取了“特别迟缓的速度”。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会后,各地加紧对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工作。东北、华北、华东各省一律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中南、西南、西北各省,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山东、河南等省将原订过高的计划适当收缩。在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如河北、浙江的个别县,对现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了合理的必要的减少。对于那些有名无实的挂名合作社,如不能继续办下去则改为互助组。在整社工作中,各地注意正确处理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认真掌握土地产量和报酬的评定,特别注意私有牲畜入社问题,对过去牲畜作价归公未按协议分期付款的社员,在通常情况下依议付价。对社员自留地过多,或不准自留的两种偏向也注意加以纠正。整顿农业社的结果,浙江省压缩了1.5万多个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山东、河北两省各压缩几千个社,陕西、河南、吉林、云南等省合作社还有所增加。另外,各地对1955年春群众自发办社而领导没有批准的“自发社”,采取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办法,在整社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自发社”得到批准。去掉原有合作社中一些有名无实的挂名社,收缩与发展相抵,全国共保留65万个社,总共减少2万个社。

1、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一九五0年春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争论。

  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薄一波有一个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r7、198页。)

在整顿合作社的工作中,也存在若干过头现象。如一些不该压缩的社也压缩了,有的地方把适当收缩搞成了解散,工作草率,善后处理未做好,伤害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但总体来看,这次整顿农业社是完全必要的,效果是好的。自愿互利的政策与广大群众公开见面,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一度紧张的中农、贫农关系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部的政策水平也有了提高。原来办得好的社,社员满意,更有条件把社办好。问题大的社,农民转为互助组或转为单干经营,解除了顾虑,加大了对生产的投入。1955年夏收,全国保留的65万个农业社中,有80%以上增产。1954年到1955年上半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两次较大发展及随后的整顿工作表明,这一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积极、稳步和健康的,为实现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我们知道,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时期反封建的任务之一,就是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将地主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耕种,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样土地虽然从地主手中转移到了农民手中,但土地制度仍然是私有制,可以自由买卖。由于农村仍然是个体经济,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的农民因为生活窘迫,不得不卖掉土地,给人当雇工。有的富裕农民就乘机买地,添置骡马、大车和犁等生产工具,开始雇工。这样新的阶级分化又重新出现在农村中。

  他又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在面对缺乏经验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党内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争论中涉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由个体农业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第二,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当时及以后的实践证明,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全国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事实。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面对农村中的阶级分化,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还是积极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建立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就鲜明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他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如今,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一九四八年东北大部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土改后大部分农民生活上升,新的阶级分化就较早地出现于东北地区。因而关于互助合作的争论就首先于一九五0年春在东北出现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群众实践中来的,是从中国互助合作运动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同时又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说明。

一九五0年春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争论,薄一波有一个详细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他对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进程作出一个大致规划: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433、438页。)同时,他已经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他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上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①(①当时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泛指农民的互助组织,而不是后来那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0、71页。)

东北局常委、辽东省委书记张闻天与东北局书记高岗有不同认识。

  在生产上,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①(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8、439、426页。)

  在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所要推动的,正是这种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上的第二次革命。

闻天同志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于1949年5月间,分三次打电报给东北局并转呈毛主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增产,不能减产。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成败的关键。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现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增产的,这就给毛泽东以信心和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进合作化,这也是他用来说服和批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的主要事实依据。

  在中国农村,最后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在这个根本目标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在发展步骤的指导思想上,建国初期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他认为,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是一个痛苦的而且很长的过程。而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些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集体化的必由之路。

5月17日电,重点谈农村的阶级分化问题。闻天同志认为,东北农村土改后,“阶级分化趋势已经开始,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土地的所有与使用有更趋于合理的新调整,这是农村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要求向上发展的不同表现。”对此,“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视无睹,也不要过分夸大它的危险而表现恐慌,或采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以限制。”他的意见是:凡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工矿事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分业分工的租佃、买卖及移居,我们不应反对;但要发展供销合作与劳动互助,从各方面帮助雇农,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使之免受新富农过分的剥削;同时对不愿从事生产的地主富农分子和二流子加以监督,使之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提出不少重要的有独创性的政策思想和理论观点。这个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许多论述是正确的。其中关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相互关系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对于农业合作化发展步骤的规划,大体上也比较稳妥。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次决议草案,十月发过一次,后经修改,十二月又正式发出。

5月22日电,专谈互助合作问题。中心思想是:反对强迫命令和急性病,反对那种以为要农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把所有的农民都依照我们的愿望组织在生产互助组内的“左”的观点。认为在当时的农村,主要是因时因地组织农民乐意接受的各种换工组和供销合作;农民最关心的是供销合作,因此,我国农业集体化道路,先是供销合作,然后才是生产合作,供销合作是当前农业集体化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在指导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间,历来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后来在修改这个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些话:“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直接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写好后,他让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以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5月23日电,重点谈富农党员问题。大意是:教育农村党员坚决为农村合作化的方向奋斗,凡农民党员有向富农转化趋势时,给以事前的警告,使其转变;如不可能,允许自由退党或开除党籍。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八月一日结束。八月三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了一次话,从下午二时三十分谈到四时四十五分。八月七日,毛泽东便去北戴河了,一面休息,一面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精心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决议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从这三封电报的内容摘要中可以看出:闻天同志对所谓阶级分化趋势的估计比较冷静,认为党在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上,应坚持新民主主义政策,防止“左”的偏向。

  根据这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对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建社准备工作的一段和苏联经验的两段。八月二十三日将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十三人征求意见。

  但是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高岗1949年12月10日在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决议草案总结各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形式,即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并规定了党在不同地区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不同的方针。总的精神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

面对土改后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和干部群众提出的问题,高岗的回答是:“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高岗虽然也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重点是批评各种各样的“要求单干,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苦恼”的思想;虽然也提出允许单干,允许拴独犁,允许雇工借贷,原则上允许土地买卖、出租,但重点是强调限制,强调加强领导,组织起来。高岗提出:现时的互助合作,“在获得生产工具的改进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以小型为主的变工互助组,根据当地农业与副业生产的需要,根据群众要求与干部强弱等条件,“逐步地提高为联组”。会后,《东北日报》关于互助合作的宣传报道,就把高岗的这些思想概括为“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高岗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实际上也是歧视单干的具体经济政策,例如:农贷,除水利、防疫等贷款外,全部贷给好的、但生产上有困难的变工组;新式农具,应首先贷给变工组,或变工组自购时给予优待;各种优良品种及国家可能的农业扶助,一切变工组有优先权;劳模的奖励基本上应奖好的变工组等。关于党员雇工、单干问题,高岗说,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主要是采用教育的方法解决,非在必要时,不采用组织手段。高岗的总结表明,他实质上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进人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集扩大会议等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研究本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各地一致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都说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同时,检讨和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有的省委检讨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右倾思想,表现在怕多、怕乱”。“没有去想一下省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放手,是否有领导大运动的气魄,对建社条件有限制太严太死的缺点”。①(①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社部署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5日。)有的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要“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各级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②(②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2日。)有的省委提出,“必须严格批判右倾思想,首先从领导上彻底解决问题”,“合作社大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③(③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9日。)许多省纷纷提出提前完成合作化的规划。

  决议草案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的思想。”

高岗的总结发言,发表在1950年1月4日的《东北日报》上。在这次座谈会后,东北局就有关党员雇工问题,写报告向中央请示。

  毛泽东在北戴河每天阅读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他还从中选出一些重要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加写批语,转发各地。

  决议草案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用什么作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好坏的标准。它是这样说的:“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样的目的。只有在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样的

少奇同志于1950年1月23日,即高岗总结发言发表的20天后,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并于当晚与安子文等同志谈了他对东北农村土改后出现新富农等问题的意见(1949年秋,少奇同志访苏归来,途经哈尔滨时,曾对东北农村的新情况作过调查了解)。

  批语的基调仍然是反“右倾”。各地已出现头脑发热的现象,毛泽东的批语却在继续加温。他在安徽省委报告上写的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④(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31日。)在这以前,只是讲“右倾思想”、“右的错误”,这个批语使用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10一517页。)

中组部复信提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在辽宁省委报告上所写的批语,再次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必须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可只强调工业化,减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6日。)

  决议草案还强调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少奇同志1月23日晚的谈话,据安子文同志整理的记录,大意是:

  九月二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写出一个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主席的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一些意见,送刘、周、陈、朱、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毛泽东批的意见,口气严厉,上纲很高,远远超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右倾”的程度。例如,他说:“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检讨报告的批注,手稿,1955年9月26日。)

  十二月十四日,王震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问题,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计划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十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甚为高兴,十七日致电王震,说:“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9页。)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了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有100万党员,这1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不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毛泽东的批语,在尖锐地批判“右倾”,催促各地加快合作化步子的同时,也提醒各地务必注意做好现有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湖北省委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批语中写道:“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3日。)毛泽东所以强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担心在合作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如不把现有合作社真正整顿好,合作社是不会巩固的,甚至还会出乱子。他对一些地方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的比较稳妥的办法,比如山西省委提出的“不要急于办大社”、“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铺不宜建社”等等,加以肯定,并转发各地参考。

  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中加写关于集体农庄的话是:“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③(③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少奇同志的上述谈话表明:他认为,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义政策。东北土广人稀,情况与关内不同,处理东北农村问题,更应考虑东北的特点。看得出来,少奇同志不同意高岗的观点,而比较接近张闻天的观点。但对闻天同志在合作社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先供销合作,后生产合作,少奇同志是不赞成的。这从他7月3日批语和7月5日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位在供销社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在建国前后就有所察觉。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想着农业增产问题。他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时,要求各地都要作出农业增产的规划,写道:“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1O日。)用了“是为至要”四个字,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多么重视。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在酝酿制订全国农业发展规划了。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大体反映了毛泽东这段时间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全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取得了共同认识。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将它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记得有一次中央开会,讨论供销合作社可不可以给社员分红问题。闻天同志认为应当分红,少奇同志反对分红,争论得很激烈。在去吃饭的路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洛甫的意见,不能同意你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长期以来实行一个重要口号,叫做“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不是仍然适用?对这个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没有作出回答。有人认为,我们党现在似乎放弃了这个口号。毛泽东在转发福建省委的报告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7日。)。

  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当时称集体农庄)。这年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产四百亿斤。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4页。)

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同志1月23日晚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重要藉口。[13]

  这里所说的,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为慎重起见,他把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且嘱咐:“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②(②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4日。)这个批语,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略作补充后,作为中央指示于九月七日下发,从此成为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的一个规范的表述。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以上这个回忆给我们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除了每天批阅各地送来的报告,主要为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准备,同时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

  发表前,毛泽东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这就是说,办高级社并不是非有农业机器不可。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他加写了一段话:“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我们看到,面对东北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张闻天、高岗和刘少奇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通知说:“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55年8月27日。)

  另一个重要补充,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3月24日。)这个重要补充,是针对当时,也就是一九五三年春决议准备正式公布的时候,在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党政领导过多地干涉农民,因而严重脱离群众这一突出情况而写的。

张闻天认为不必去阻止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主张通过供销合作社来帮助雇农,而不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领导农民通过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来解决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他主张富农党员不能留在党内。

  这时还没有说开中央全会。九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十月间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正式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九月七日发出。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日益发展的需求,为了带动和影响其他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必须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着更广、更高的阶段发展。

高岗主张要对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不仅要采取限制措施,更重要的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从经济政策上提供帮助,通过变工互助组,提升为联组,将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走集体化道路。对党员参加变工组和雇工问题,主要采取教育手段,一般不采取组织措施。关于党员雇工问题,高岗表示要向中央请示。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亲笔起草会议通知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次通知写得别具特色。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通知要求:“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手稿,1955年9月5日。)

  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战线采取了互相联系、互为促进的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断绝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一是制定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为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程度确定指导方针。

刘少奇认为不要干预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以后可以通过政策予以限制,等到进行集体化时再解决这个问题。在没有机器设备的情况下,通过变工互助是不可能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因而反对组织合作社。他认为不能强制要求党员参加变工组,对富农党员雇工不要干预,更不能停止或开除党籍。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同时,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九月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最后审定这两个文件,六日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的出台,是由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紧张引起的。这一重大举措,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大战役”。①(①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63页。“第一大战役’’是指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几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富农党员能不能雇工,这就涉及到共产党员究竟能不能有剥削行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可是刘少奇却明确表示富农党员可以雇工,这是与党的性质不相容的。我们从薄一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也认为“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行为,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能认为这是‘一种教条主义’”[14],这表明薄一波也并不赞成刘少奇富农党员可以雇工的意见。

  九月五日,毛泽东由北戴河回到北京。六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会后,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文件作了两次修改。十一日晚,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决议草案。毛泽东将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审阅完毕时,已是次日清晨四点钟。他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当天将决议草案看完后,要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在京中委等,同时用飞机分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六中全会时带来。十三日,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九省粮食会议的汇报。十四日,离开北京,再去北戴河,一直住到二十五日。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市场还是自由市场。农民上缴了农业税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时,这部分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告急,收进的少,销售的多,京、津等地粮价上涨,与此有很大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刘少奇与张闻天的观点比较接近。这主要表现在面对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他们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态度,而不是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组织农民采取互助合作的方式予以解决。在反对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张闻天主张组织供销合作社。在党员雇工问题上,张闻天反对党员雇工,刘少奇则主张富农党员可以雇工。

  九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气候已渐渐进人中秋,秋风阵阵,不时给人几丝寒意。然而毛泽东游泳的兴致很高,每天下海,风雨无阻。有一天,大雨瓢泼,狂风卷起的巨浪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下海游了十分钟。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据粮食部的报告,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五百四十七亿斤,支出五百八十七亿斤,收支相抵,出现四十亿斤赤字。各大城市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在这一年又受水灾,预计减产七十亿斤,对严峻的粮食供销形势无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极大地妨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

高岗认为面对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变工互助组,将互助组织提高一步,走上集体化道路,以此来解决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问题。虽然在组织供销合作社方面高岗与张闻天具有一致性,但在组织农民生产互助合作方面高岗与刘少奇、张闻天是存在严重分歧的。在党员原则上不能雇工方面高岗与张闻天观点较为接近,而与刘少奇却存在分歧。

  毛泽东再次到北戴河,主要是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部书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自己说过:“我用十一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从九月十五日开始编书,到二十五日写好序言、返回北京,正好是十一天。

  毛泽东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这样看来,他们三人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面对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究竟要不要组织农民,将农村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富农党员可不可以雇工,有剥削行为。这种分歧的实质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有剥削行为的人究竟在党内能否存在。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也关系到党的纯结性乃至党的性质与未来。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一开头就这样提出问题:“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②(②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意见的分歧,超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提法。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正在就一项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研究后,就改变粮食现行的购销办法向毛泽东作汇报,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要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在这个精神的指导下,结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发展状况以及党的性质的要求,我们发现刘少奇的观点是错误的。当东北局党委向中央请示关于农村互助合作及党员可不可以雇工这些关系到农村发展方向及影响到党的性质的问题时,刘少奇在未向毛泽东请示的情况下,擅自作出了答复。这在组织程序上也是不妥当的。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因何毛泽东在看到刘少奇的谈话后产生的不满态度了。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些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材料。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司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又说:“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①(①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

  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陈云作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严峻形势,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①(①“定量配给”的提法,根据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建议改为“计划供应”,相应地将“粮食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严格管理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至于在农村实行征购,这是陈云从八种处理办法中经过慎重比较后选择出来的。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陈云后来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②(②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08页。)

这样我们看到,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方面的分歧在一九五一年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上又一次表现出来。

  把来自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材料,加以汇集,在党内进行宣传学习,以利贯彻党的路线,推广群众中创造的新经验,加紧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并且用来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常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九二六年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主编《农民问题丛刊》以推动农民运动,用了这个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一年先后两次编辑《农村调查》以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则,用了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九五五年,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又用了这个方法——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编成后,毛泽东决定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人手一部。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赞成陈云的报告。他着重地分析了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他说:“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2、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斗争的第二个回合—一九五一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的争论。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于十月四日至十一日在北京怀仁堂举行。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并就此作出决议。同时,还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四百五十一人。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5页。)后面这一翼,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74、275页。)

土地改革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农村中产生了阶级分化。在阶级分化面前,是将原有的互助组向前推进一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互助合作,还是无动于衷,放任自流,就历史性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是关系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事。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八十人在会上发言,另有一百六十七人作书面发言。

  毛泽东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

一九五一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

  发言的人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给以高度评价。刘少奇在发言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11日。)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O月10日。)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从十二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一九五四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山西省是革命老区。长治专区在晋东南,原是太行山革命根据地腹心地带,抗战时期就推行互助组,又是较早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这样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就出现在这个地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中共长治地委召开了长治专区互助组代表会议,地委书记王谦作了报告。华北局调查组列席了会议。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方面,华北局调查组强调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讲话,与长治地委产生了严重分歧。华北局调查组将他们与长治地委的分歧报告了山西省委。山西省委不同意华北局调查组的意见,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这样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起草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请示报告。[15]

  会上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许多发言的人认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认为犯“右倾”错误的同志,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发言者强调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强调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必须建立贫农的优势。有些发言,用个别事例,夸大地说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地不断高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猛烈的批评。有些地方上的同志提出,晚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可以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区也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规划,提前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有些发言还提出,不但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其他方面也都存在着这种情况。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对下一阶段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作出部署。

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和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消弱它,直至否定它。”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由于继续批“右倾”,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意见出现一边倒的形势。这个情况,从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发言中也能反映出来。例如朱德说:“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①(①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8日。)刘少奇也说:“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七月三十一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O月11日。)。

  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10页。)这是毛泽东为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结论。

  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定对农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在华北五省农业互助会议上,山西省委代表与华北局有关同志进行了激烈争论。会议开了四五天,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华北局按照刘少奇的意见作了会议结论,山西省委代表明确表示保留意见。五月四日,华北局批复了山西省委四月十七日的请示报告,明确否定了山西省委的意见:“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方法来逐渐动摇、消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刘澜涛要山西省委为试办初级社作一个检讨。山西省委不同意华北局的批复意见,并决定以中共山西省委的名义向华北局申诉,省委书记赖若愚起草了申诉报告,再次表达了省委的不同意见。而后,刘澜涛找到尚留在北京的山西省委第二副书记陶鲁笳进行谈话,继续要山西省委进行检讨。陶鲁笳又一次陈述省委意见,明确表示四月十七日请示报告,是经过多年农村调查实践产生的,反映了老区农村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我党几十年来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一条红线,山西省委没有错。刘澜涛看谈不下去了,就再次强调刘少奇也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让山西省委再考虑考虑。 [16]

  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邓子恢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一月十七日,他和杜润生①(①杜润生是同邓子恢一起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起去向毛泽东报到。晚上七时,毛泽东在住地接见了他们。

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这是对七届六中全会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又是对今后在全党展开大辩论、加快各方面工作的一个动员。

  毛泽东说: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作农村“统帅”。②(②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376页。)另据邓子恢说,他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诉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52、453页。)

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交谈中,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许多争论。他列举了十三个问题。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等,他认为经过讨论都解决了。毛泽东对一些观点和说法,诸如“办社容易巩固困难”、“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等,逐一进行批评。最后,他回答这次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他说,应当办一批。但又说:“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这年十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薄一波根据刘少奇谈话的精神,于六月三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一文,提出:“没有强大的国营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集体化。”“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消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此外,在目前的互助组内逐步动摇、消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也是错误的。这要直接破坏互助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因为“今天的互助组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愿和等价交换的一种组织,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而不是消弱和否定它。”[17]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所作的上述总结,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很难不助长农业合作化脱离实际地过快发展。

  当时,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十月十五日,毛泽东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一个新的规划:多数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少数地区的一部分,一九五七年春可以基本完成,其中的个别地区在一九五六年春就可以基本完成;少数地区的另一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就是要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规划写进了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所规定的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当时,刘少奇等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同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说:“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碎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

  毛泽东对全会的讨论情况非常满意。他认为经过这次讨论,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应当放在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有必要提出防“左”的问题。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同对于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设想是相联系的。当时的设想就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到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严重步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18]

  他说:省(市、区)、地、县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煞车。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指导下,山西省委要求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一个关于农村发展方向的大事。刘少奇却在既未经毛泽东批准,又没有经过中央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在多种场合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且否决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即使抛开他的观点不论,就是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也是不妥当的,至少是不慎重的。薄一波后来在回忆时也有这种看法。[19]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后第三次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补充的内容,主要也是“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甚至提出:“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②(②毛泽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加写的话,手稿,1955年lO月13日。)

  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只要合

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生在山西省长治地区,地委书记王谦曾经参加了华北五省农业互助会议的激烈争论,他在农村调研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由互助组发展为合作社是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一条光明大道。这样在刘少奇多次对山西省委试办合作社进行了严厉批评,华北局也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否决了山西省委报告中的观点,要山西省委就此事进行检讨,并且山西省委的申诉意见再次遭到否定的情况下,王谦等人于七月下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后面附有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中共长治地委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几个报告,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和长治地委分别写的两份材料,一份是王谦初夏时节写的《关于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汇报了十个农业合作社春耕的综合发展情况。

  在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更明确地提出:“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5年11月1日。)

  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

在《关于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的一文中,王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感,以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关系到农民是否走向社会主义的大事,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调阐述了党对农业领导的重要性:“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一环。没有这一条,就谈不到党对农业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领导。说的远一点,也就难以设想党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而党加强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就要注重与新的生产技术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互助合作运动新的发展方向,也是加强党在农村领导的重中之重。”[20]

  毛泽东提出防“左”的问题,提出注重合作社质量、控制合作社发展速度的问题,都十分重要。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因而毛泽东这些话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足够注意。

  (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

毛泽东在知道了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后,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从七月三十一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到六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评一直是尖锐而严厉的,甚至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一条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自己的路线和方针。等到六中全会一开,毛泽东看见大家一致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邓子恢也作了检讨,这时他对邓子恢的批评,就不再使用严厉的语言了,也不采取“击一猛掌”的办法了,并且还对邓子恢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他说:“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兵,多多益善’。”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薄一波有一个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21]

  六中全会的精神贯彻下去后,毛泽东很快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从报来的情况看,到十一月下旬,大多数省的人社农户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些省的领导人都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据此,毛泽东作出一个新的判断:“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答复甘肃省委并告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手稿,1955年11月30日。)这就是说,合作化的时间,比刚刚通过的六中全会决议又提前了将近两年。

  “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

这样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刘少奇和华北局领导收回了他们的意见。这场争论也就结束了。尽管薄一波说毛泽东讲的道理把他们说服了,那么从今天的角度看,刘少奇、薄一波到底主要是组织上的服从,还是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呢?我们从后来薄一波主持的新税制改革和刘少奇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上可以得出结论。当然这是后话。

  从一九五五年七月到十月,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作为推进和带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一个中心环节,紧紧地抓住。经过党内的一场思想斗争,他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和主张,从思想上为全党所接受,并且郑重地作出决议。全会以后,他最关注的是把决议贯彻到实践中去,变为党和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扩大工作成果。

  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到,刘少奇认为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在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情况下是搞不成合作化的。在没有机器设备的情况下,从互助组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实现集体化,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集体化的。而毛泽东认为在暂时难以实现机械化的情况下,通过互助组发展到以统一经营、土地入股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可以实现集体化的。毛泽东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出现前,工场手工业可以通过合理分工形成新生产力的史实,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明在实行农业合作化后,可以通过合理分工,进行生产协作,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力。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五日到达杭州。他一路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

这一次围绕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是一九五0年春东北发展互助合作争论的继续,对此薄一波有一个评论,我们引述如下:

  这里有一个毛泽东这次南下的行车时刻表,摘自一份档案资料。

  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

“1951年的争论所以是1950年争论的继续,主要是因为1951年争论双方的观点同1950年争论双方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两次争论的实质,都是涉及老区农村或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前引高岗总结发言和《东北日报》报道看出:1951年山西省委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这一口号的基本内容,就是东北1950年提出来的;增加公共积累的措施之一:“一人一票,出组不带”,则是东北1950年某些地区“净身出组,车马留互助组”的翻版。少奇同志1950年初的谈话的中心思想是: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立即动摇、削弱或否定私有制基础。因此,少奇同志在四中全会作自我批评时,把1950年初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组部给东北局的复信和1951年关于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以及给马列学院学生的讲课等看成同一性质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情况也是一样。1951年批评山西省委过早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聚,原因也是认为,我们当时是搞新民主主义;不动摇私有制,允许富农经济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22]

  “十一月一日,晚九时二十五分专列起站。十一时

  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由此我们看到,一九五一年的争论是一九五0年争论的继续,其实质是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刘少奇等人之所以反对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主张不要动摇私有制,允许富农经济发展,是因为他们认为应该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因而不必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所致。

  五十分在天津,停车一小时,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

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刘少奇的主张固守的是一种书本上的苏联走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之路。他只看到了机械化是农业合作化的物质基础,而没有意识到在土地改革后,依靠我党在农村奠定的领导基础和影响力,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劳动分工,仍然可以大大解放生产力。而毛泽东则从土改后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历史经验,认为通过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分工合作,仍然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这样就冲破了苏联的教条限制,走上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合作化之路。这样看来他们之间的分歧似乎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我们通过前面的引文可以看到,刘少奇的这个认识是建立在建国后中国还要走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毛泽东则主张中国应该向社会主义过渡,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是否进行农业合作化方面认识上的分歧根源于他们在中国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矛盾。下面我们还要分析这个问题。

  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

毛泽东从理论上论述了通过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可行性,那么在具体实践上到底又能否行得通呢?

  十一月二日,晨六时五十八分,到德州车站,停车

  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

薄一波在华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考察报告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小时,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

  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

一九五三年秋,薄一波在华北城乡进行了四十天的考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讲到:华北区初级形式农业生产合作社,45%左右办得很好,50%左右一般好,5%左右不好甚至垮台。1953年合作社的产量,一般均超过1952年水平,也超过当年同样土地的单干户和一般互助组的水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如劳动效率高,使用土地合理,能首先采用新技术,能充分发挥党所提倡的各项事业如兴修水利、改良土地和步犁、改良品种、密植等的效益,是单干户望尘莫及的,已为一般农民所理解。”[23]

  济南,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下午一时结

  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

从考察报告中我们看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而且提高了粮食产量,已经初步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被广大农民所接受。这也就说明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

  束。晚九时十分,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

  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

这样我们看到,一九五一年围绕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以刘少奇等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为标志,在党内基本上解决了是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那么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问题上又在党内产生了新的分歧,形成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斗争的第三个回合。

  话,九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

  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

3、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进行的争论。

  火车行进中,继续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头落空。”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一九五一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基本上解决了我国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当时只是在土地改革较早的老区,通过互助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可以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一九五二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环境进一步稳定,这样进行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进程。

  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四分到达兖州,二时与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

这个时期围绕农业合作化速度进行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一九五三年在合作社发展问题上“冒进”与“下马”的分歧、浙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缩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数量上。

  泰安地委书记谈话结束。二时二十五分与兖州地委书

  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

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进行争论的表现之一—一九五三年在合作社发展问题上“冒进”与“下马”的分歧。

  记、副专员谈话。六时四十五分,到徐州,停车一小

  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

一九五三年在合作社发展问题上,邓子恢认为合作社发展速度快了,出现了一些问题,因而主张在合作社发展问题上反“冒进”,要对合作社进行整顿,要“下马”一些合作社,毛泽东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那么,他们在合作社问题上关于“冒进”和“下马”的分歧是怎么产生的呢?

  时,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九时四十分到达符离

  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事情是这样的。自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以来,各地农民对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互助合作事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但从秋收开始,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盲目追求互助合作的高级形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贪多贪大,将耕牛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由此引起农民主要是中农的不安,影响了生产。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干涉过多的现象,即所谓“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积极分子兼职多)。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发现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并代中央起草了几个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文件,下发实施。经过一段工作,这一倾向得到克服,农民生产情绪趋于安定。但在纠正冒进时,一此地方又出现了不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的自流现象。也有一些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被承认,被视为非法。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合作社”,“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为非法的”。总的说来,毛泽东对一九五三年纠正急躁冒进的批评,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24]

  集,四十五分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十时五十五分结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

应当说,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后,及时进行整顿是必要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后,在农业合作化的背景下,这个时候的整顿就不应妨碍有条件搞合作社的地方继续发展合作社。就是整顿也仅仅是限于有问题的合作社,其他合作社还可以正常发展。就是对需要整顿的合作社,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可是邓子恢所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却只是笼统地提出“冒进”和“下马”的口号,没有对合作社的不同发展状况做出明确的政策界定,这样在整顿过程中就致使一些合作社被解散,一些具备条件应当发展的合作社也受到了限制,影响到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进程。

  束。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蚌埠,十一时五十分与安徽省委

  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毛泽东和邓子恢一九五三年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问题上关于“冒进”与“下马”的争论,到底是事处偶然,还是一种必然的结局呢?我们下面还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一时三十分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

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进行争论的表现之二—如何收缩浙江农业生产合作社。

  结束。

  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

农村全面开始合作化后,一九五五年春,面对农村紧张情况和在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现象,毛泽东经过多方调研后,决定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步子。三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等人谈话。说道:“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25]应该说,在这个时候邓子恢和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发展上的看法还是一致的。

  十一月四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到滁州,一时五十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

他们之间的分歧首先出现在关于合作社的整顿问题上,这突出地表现在浙江合作社的收缩上。

  四分,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二时五十分结束。

  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

一九五四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秋天也只占百分之一点九,一九五五年春,突然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这样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下,浙江省委执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为空白乡。因为在此前,杜润生曾说过要求浙江对合作社要“必须赶快下马”,“下粮食之马”,“下合作之马”,不然会“影响工农联盟”,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要“从目前合作社的道路上‘赶快下马’”的由来。[26]

  三时到浦口。三时二十五分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

  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

在浙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缩上,毛泽东和邓子恢所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究竟表现出怎样的不同意见呢?

  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五时二十八分结

  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三月二十五日,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将《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电告浙江省委:“据已知材料,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与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就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估计你们在加强了领导的情况下,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虽然走了一小段曲折的道路,仍应承认是很大的收获,而不是什么失败。”[27]

  束。七时二十一分到镇江,二十五分与镇江地委书记、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从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巩固三万个合作社就是很大收获,这实际上是明确要求可以减少二万多个社。关于什么叫收缩,又如何进行收缩,邓子恢进行过解释,但讲得比较含混。他说:“收缩是指那些确实没有办好的社,对它们已花九牛二虎之力还没有办好,这些社就应该丢掉。”“问题很多的社,群众有意见的,只有少数人愿意,大部分不愿意,那又何必留下呢?干脆退社好了。好来好去,不一定拖到八月十五以后再散伙。”这段话,给人两个印象:一是收缩就是解散;一是一个社该不该“收缩”,即该不该解散,由多数社员决定。[28]

  专员谈话,八时十八分结束。十时五十四分到无锡,与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

由此看来,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对合作社进行整顿的过程中,没有从政策上给予具体的指导,什么样的合作社可以整顿后继续存在,什么样的合作社才可以解散退回到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而只是指出了浙江农村形势紧张是由于合作社发展过猛过急造成的,建议他们没有条件巩固的合作社就退回到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讲得比较笼统。

  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十一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二

  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那么,毛泽东在整顿合作社方面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时四十七分到苏州,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

  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

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长谈话,下午二时三十分结束。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

  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29]

  东同行,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下车,

  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

从毛泽东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他对邓子恢所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要求“坚决收缩”的方针提出了严厉批评,那么毛泽东的这种批评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呢?

  到游泳池游泳一个小时后上车继续行进。

  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①(①《毛泽东文集》

薄一波后来曾对此进行过评论:

  十一月五日,早六时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

  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8—301页。)

至于杜润生同志在浙江讲的“下合作之马”、“砍合作社”等用语,其不妥之处就更明显了,因为它容易引起误解。林乎加同志在电话汇报中讲到的浙江把收缩“当成了运动”,“收缩得很草率”,“伤害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也是确有事实依据的。后来的一些调查发现,有些农民对解散合作社很不满意:“叫办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有的农民甚至说:“‘坚决收缩’的仇恨,三年也说不完,一世也忘不了。”这说明:在解散15000多个合作社过程中,也是有强迫命令的。这些发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同邓子恢等同志某些不尽适当的说法,不能说没有关系。从这点上说,我认为,毛主席对子恢等同志的批评是有他的道理的,不能因为我们要总结那次批判中的教训而一概否定。[30]

  他领导人谈话,谈到九时四十分,中间吃早餐。中午,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闭会的前一天,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再次约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由此我们看到,邓子恢等人在浙江农村合作社的整顿过程中是存在缺点错误的,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也是有事实根据的。

  再一次下车游泳一个小时。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到松江,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

从毛泽东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他要求不要挫折农民和干部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于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大小他都是尽心培育的。即使是只有三户贫农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也主张满腔热情地去支持它发展,并且豪情满怀地指出这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他根据合作社在整顿过程中遇到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明确指出什么样的合作社才可以解散,其宗旨就是要尽可能多地使能够办下去的合作社保存下来,而不是像邓子恢等人那样“坚决收缩”,一味解散了事。

  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三时三十七分结束。下午

  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与邓子恢等人在整顿合作社方面具有明显地不同:一个主张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尽力发展农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解散合作社;一个主张“坚决收缩”,对解散合作社处之草率。这里我们要深思的是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七时到达杭州。”

  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

我们看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中旬,毛泽东在和邓子恢等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停、缩、发”的方针,可是为什么他又对邓子恢等人在浙江收缩合作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呢?

  这是一次多么紧张的调查工作啊!

  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

应该说,当时浙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快,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对其加以整顿当然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三月二十五日指示电及邓子恢的相关谈话只是对浙江省委过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但是却没有对如何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出相应政策上的规定,这导致了在整顿过程中浙江省委解散了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的后果。从后来调查的情况看,在整顿过程中,只要政策措施得当本来是不致于解散这么多合作社的。这种作法是与当时全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潮流背道而驰的。这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毛泽东到杭州后,调查工作继续进行。十一月七日向警卫一中队江苏、浙江籍的七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十一月十日,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向这些家在农村的战士调查等于间接地到农村调查。

  是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出现这种后果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邓子恢等人的政策水平问题呢,还是思想意识问题呢?如果是政策水平问题,就是说邓子恢等人是迫切希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过是由于具体政策指导上的失误才导致了这种后果。如果是由于思想意识问题,就是说当时邓子恢等人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而不要着急,慢慢来,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才导致了政策指导上的失误。如果把一九五五年解散浙江合作社与邓子恢一九五三年解散合作社的事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就可以看到这决不仅仅是政策水平问题,而是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深层的原因。这也就成为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的主要原因。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他这次到杭州,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为这件事作了一些准备。他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

  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

围绕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进行争论的表现之三—如何确定合作社的发展数量。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离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当天晚上回到北京。

  作社。”

前面我们分析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第二次争论—关于浙江合作社的收缩问题,六月下旬以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第三次争论—关于合作社的发展数量问题。

  毛泽东这次视察南方的主要成果,就是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以及道路建设等等。以后经过不断地修改补充,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简称《四十条》,内容比《农业十七条》更为详细而具体了。后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回顾《四十条》形成过程时说:“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①(①指1956年1月3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一次会议,讨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25人。在这次会议上,将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

我们知道,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约邓子恢等人的谈话中在合作社问题上提出了“停”、“缩”、“发”的方针。他甚至还说,发展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31]可是随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四十条》的产生,反映了毛泽东急切地希望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疾病,建设一个富庶而环境优美的国家。这个文件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从抓社会主义改造向抓经济建设工作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人们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

一九五五年四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到的材料有很大不同。他沿途看到麦子长得半人高,认为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他在上海听柯庆施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情况,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的情况重新思考,作出新的判断。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估量开始发生变化。[32]

  六中全会期间,有些省委书记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他作结论时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限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

我们看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毛泽东外出视察,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对农村形势的深入了解,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邓子恢等人却仍按原先商定的方针指导农村合作化运动。这样就产生了他们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又一次争论,这种争论集中体现在合作社发展的数量上。

  毛泽东十一月下旬从杭州回到北京,自十二月起,就动手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由他的秘书田家英帮助做编辑工作。

  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

五月五日晚,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第二天作总结的时候,没有向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个话。他在总结中,仍按照三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33]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发展很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这也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当九月编书的时候,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为三千八百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②(②这是1955年10月的统计数字。)到这次重编的时候,十二月下旬,相隔只有三个多月,入社农户已达到七千五百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一场有五亿农民参加的社会大变革,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

  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

在毛泽东向邓子恢发出警告前,应该还有和邓子恢关于农村合作化形势的谈话。毛泽东是在邓子恢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才向他发出警告的。但是我们看到,邓子恢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是仍然按照三月份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来安排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毛泽东对此感到很兴奋。在编书的那些日子里,他全神贯注,仔细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他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拟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三十一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九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一看就留下印象。又如另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类似情况还很多。

  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晚,毛泽东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邓子恢还是坚持三月间毛泽东与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社的步子过快。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毛泽东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粮食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34]

  毛泽东为这本书共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有十九篇是九月写的,未作改动,其他都是十二月写的或者九月所写而十二月又加以修改的。无论从内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还是从文字的尖锐性和抒情性来说,十二月写的都远远超过九月写的。这不但反映了农村形势的重大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

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毛泽东根据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的变化了的农村形势,决定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这样就突破了原来的限制,要求多办一些合作社。他甚至同意以减少粮食征购的方式来换取早日实现合作化的目标。而邓子恢则认为造成农村形势的紧张,出现粮食问题,主要还是由于合作化运动过快造成的,因而要控制合作化的发展速度。

  在新写的按语中,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论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29页。)在另一个按语中,他写道:“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页。)

  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

五月十七日召开的十五个省、市委书记的会议上,有的省委书记说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地方办社的积极性,显然有些怨气。毛泽东虽然重申了三月间提出的“停”、“缩”、“发”方针,但是重点放在“发”上,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这同三月间的精神有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国家要从信贷上扶持贫农,贫农不要在生产资料上揩中农的油,不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而且还特别指出农业合作社要增产,把农业合作社增产与否作为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准。[35]

  对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描述,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写的按语了。他说:“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②(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页。)

  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

我们看到毛泽东已经改变了三月间提出的“停”、“缩”、“发”的方针,下定决心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他把是否增产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准,这对于合作社的顺利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说到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必然要涉及农村的阶级政策。毛泽东写了一个最长的按语,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提出:“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他同时又强调:“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

  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正是由于毛泽东根据农村形势的变化决定要大力发展合作社,而邓子恢仍停留在三月份拟定的发展水平上,因而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就在发展多少合作社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

  在新增加的材料中,有几篇是讲办高级社的,毛泽东看了分外高兴,特加写按语,大力推荐。他说:“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②(②同上书上册,第285页。)又说: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以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③(③《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毛泽东看完了《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后,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按语:“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④(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同样使毛泽东高兴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社的事情。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这是两个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没有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白盆窑的情况,使人看了高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294、5页)毛泽东这些按语,直接推动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到一九五六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的计划。毛泽东觉得少了,建议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某些边疆地区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七月十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谈话后,十一日毛泽东召集邓子恢等七人谈话,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对于办高级社,毛泽东一直是比较慎重的。要不要很快就办高级社,在一个相当的时间里,党内也不很清楚。直到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才作出明确回答:在最近一个时期就应当办一批高级社。尽管他交待说,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而且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但是这个口子一开,许多地方很快就动手做起来。不但办高级社,还办大社;不但由初级社转高级社,而且由互助组直接跳到高级社。

  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

后来,邓子恢对于一九五六年发展合作社要翻一番,始终放心不下,经过反复考虑,于七月十五日向刘少奇反映,说一百三十万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毛泽东为什么对办高级社这样高兴?他的考虑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点出发的。他认为,小规模的、半私有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初级社)虽比互助组前进了一大步,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大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的继续发展,导致后来“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出现。

  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

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极为重视,后来把它称作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他做了精心准备。毛泽东调阅了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又派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回到自己的家乡作调查,亲自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连续三天听取他们回乡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七月二十六日,他单独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问题。

  毛泽东在好几篇按语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调颂扬和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表达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富强国家的志气。他写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②(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294、5页)“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16页。)

  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的一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报中,写道:“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一年起草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就提出来了。他的回答和判断是:“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造成这种优势。”毛泽东又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话:“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的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36]

  以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化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在一篇按语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②(②同上书中册,第45、475页。)

  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

我们看到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发展一百万个还是一百三十万个合作社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然控制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将合作社的发展规模限制在一百万个之内,这并非邓子恢一个人的意见,和他观点相似的还有一批人,代表党内一股势力。这说明在合作社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党内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因而毛泽东想通过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推动合作化的进程。

  山东省曲阜县有一个合作社,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这个合作社的材料,写出一篇抒发情怀的按语:“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③(③同上书中册,第45、475页。)

  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

为了了解事实真相,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材料,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为起草会议报告作了充分的准备。从他在简报中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存在着大力发展合作社的可能性,因而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党内有些人没有认识到广大农民群众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因而没有充分利用农民群众的这种热情,去发展合作社,而是批评冒进,这种作法是错误的。要通过宣传和示范工作,使集体经营的思想逐步地在全体农民中占据优势。在合作化过程中,既有成绩,也会出现错误。既不能因为成绩,而掩盖错误,也不能因为错误,而否定成绩。要认清本质和主流,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不要迷失方向。必须确保合作社能够增产,否则就会重犯苏联的错误。

  毛泽东在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著名论点。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在七月三十一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一开始就把主张控制合作社发展规模的邓子恢等人形象地比喻为“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没有看到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然后这个报告根据调查研究的成果,着重讲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进行农业合作化以及怎样搞农业合作化,制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党进行农业合作化的经典文献。这次会议与五月十七日召开的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及十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观点被全党所接受,由此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按语还涉及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绿化荒山荒地,发展副业,提倡养猪,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等。

  作社的基础。”

当全党已经行动起来,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却对合作化运动更为谨慎,他将办社质量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关健在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个月,就是今冬明春。从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37]

  毛泽东所写的一百零四篇按语,合起来有四万多字,可算得上一篇“大文章”。他一直很喜欢这篇“大文章”。后来,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建国以后,再没有写什么文章了,就是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些按语。

  “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

由此我们看到,为了保证办社质量,毛泽东提出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全面规划,灵活指导,把生产增加和不死牲口作为检验办社质量的重要标准,告诫全党要警惕苏联集体化的教训,特别强调今后两年特别是今后五个月将是出现问题的危险期,要求全党予以高度注意。

  这些按语,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度革命热情,对于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坚定信念和急切希望。也充分表现了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气势和风格。当年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受到它们的感染和影响。许多按语的内容,包含着科学的真理,是长期有效的,不但对于农村,而且对于整个的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就总体而言,按语是以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为主旨,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的变革进程,加以人为地加速,助长了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

这个时期全国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典型事件,各地将这些典型事件整理成文,上报中央。毛泽东亲自动手,将地方上报的这些典型材料进行修改,并为其中的一百零四篇文章写了按语,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样就在全国更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深入发展。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百分之八十七。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编工作全部结束。书名叫什么呢?起先曾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55年12月20日。)田家英不赞成这个书名,认为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他主张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向毛泽东陈述了理由,为毛泽东所接受。

  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

薄一波也注意到了毛泽东和邓子恢之间在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分歧,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在合作化发展上的两种指导思想的不同所致。[38]

  编书工作一结束,毛泽东就南下杭州。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序言。序言中说:“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写一篇。”“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加人合作社的农户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3、4页。)

  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那么,他们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争论,到底谁的主张更适合农村形势的发展要求,是正确的呢?

  这个序言表明,毛泽东把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开展大辩论以加快各方面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并把它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

我们应该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对他们之间的争论进行评价。我们知道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上,毛泽东的观点占了主导地位,进而掀起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直至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那么,在毛泽东主导下的农业合作化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考察发现,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农村并没有发生苏联集体化时大批屠杀耕牛的事件,中国农村的耕牛等农用牲口在合作化后保存了下来。一九五六年受灾,全国仍增产粮食一百七十六亿斤,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继续增产或稳产。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农业合作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39]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出版。原先毛泽东决定发一条出版消息。当田家英把拟好的消息稿送他审阅时,他咯咯地笑起来,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对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

  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

在农业合作化期间及其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稳定,大批耕牛等农用牲口得以保存,粮食实现增产或稳产,这就在客观上说明了毛泽东主张加快合作化发展速度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时这也是与毛泽东制定的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分不开的。

  面对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毛泽东不无某种担心,一度进入比较冷静的思考。一月十九日,王任重为湖北省高级社发展计划问题打电话给中央农村工作部,说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一部分人赞成省委的计划,即春耕前全省发展一万个高级社(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就停下来,到秋收前后再发展;另一部分人主张放手发展,春耕前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他认为还是省委的计划比较稳当,不知中央以为如何,为此请示。王任重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于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即于十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当天就作出批示:“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期间提出了一些适合农村发展情况的观点,他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主张,也确有合理之处。为了农业的稳定发展,他兢兢业业,确实费了不少心血。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也是值得赞赏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他没有看到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事实上已经出现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因而没有站在时代大潮的潮头去因势利导,反而担心会出现混乱,想限制这股潮流的发展,这样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政策又往往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招致了毛泽东的多次批评。这到底仅仅是一种工作上的具体认识问题呢,还是有着深层的思想意识根源?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入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短短几个月,就达到并超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基本完成合作化的指标。当时,毛泽东曾指出:有些同志脑子发热,报上不要再发表合作化的数字,要强调质量第一。因此,报上没有公布这个数字。到三月底,入社农户的比例已达将近百分之九十。四月底,中央批准按照三月底的数字发布新闻,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①(①《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78页。)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百分之八十七。原先计划十八年完成的目标,提前了十一年。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这个阶段,步子走得过快了。

  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对邓子恢提倡“四大自由”的批评:

  从一九五一年冬毛泽东主持制定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到一九五六年底完成合作化,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为第一阶段,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底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和初级社,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在稳步而健康的情况下发展的(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波澜),互助合作的优越性逐步显现出来,并且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全的提法不同。”[40]

  初级社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它的规模不大,一般为二三十户。从生产要素(土地、耕畜、农具、劳动力等)的合理配置来说,它大体上是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是适应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的管理水平的,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初级社还保存着半私有制,这样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可以设想,如果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那末,后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情况,而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

我们看到,对于邓子恢提倡的“四大自由”,毛泽东是反对的。提倡“四大自由”,自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而毛泽东则主张限制资本主义发展,这与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看来,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四大自由”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在限制资本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因而毛泽东提出邓子恢提倡的“四大自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不是没有理由的。

  但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合作社的发展迅猛异常,出现了全国的合作化高潮。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作过这样的描述:“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29、730页)

  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四大自由”上的分歧,与毛泽东对邓子恢在一九五三年解散合作社的批评及他们在浙江合作社收缩和全国合作社发展数量上的这两次争论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的分歧并非是由于一时认识上的差异,事处偶然,而是存在着必然性的。

  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见效的。当然,这不是说,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还有深刻的社会基础。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和建立新国家后,普遍急于摆脱原来的贫困落后状态。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但是,问题出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的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

他们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实质上是由于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认识的不同所致。也就是邓子恢认为当时中国应该多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持谨慎态度,而毛泽东则认为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局计,应该创造条件,及早向社会主义过渡。正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及早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矛盾,才产生了他们之间这一系列的分歧。这个矛盾就是造成他们之间分歧的根本原因。

  从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程中,人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毛泽东作为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和信赖的领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人民取得难以想像的胜利,当他提出一个主张并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的时候,各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积极贯彻实行,唯恐落在别人后头。这样,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

  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

4、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进行斗争的深层历史原因分析。

  毛泽东急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急于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集体经营的长处和优势力量,而对于农民个体经营(或称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及其生命力和潜在的活力,严重估计不足,往往对它忽略,甚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领导,稳步发展。”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

前面我们分析了在合作化问题上斗争的三个回合,这不禁使我们作出进一步思考,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要进行农业合作化呢?在当时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到底能否实现合作化呢?在进行合作化的过程中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激烈的斗争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毛泽东急于并社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密相联。他认为,大社、高级社利于提高生产力,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999年6月版,第301—306页。)

农业合作化是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和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为什么要进行农业合作化?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总的说来,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社会变革。不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于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显示出力量,特别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以上是毛泽东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他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一些基本思想、理论观点及具体工作部署。第一,对互助合作运动的关注点,已由互助组转移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第二,强调个体所有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解决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求矛盾。第三,提出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统率农村一切工作的纲。第四,规定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发展道路;但又提出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不经过互助组,直接建立初级社,乃至高级社。第五,对发展合作社的态度是,只要条件具备,数量上多多益善,规模上能大则大。要打破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一定慢的观念。这里说的条件,指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第六,再次重申检验合作社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是看是否增产。毛泽东这些基本思想,在以后指导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中,又发展了,强化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接着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和快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需要出发,就必须在农村进行合作化。

  中国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明显影响,这在当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中国的高级社又有不少有别于苏联集体农庄的自己的特点和新的创造,特别是采取了与苏联明显不同的逐步实现合作化的道路,并不是简单照搬苏联的模式。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践证明,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是错误的,邓子恢在合作化步骤上的逐渐演进的主张是比较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①(①中共中央办公厅1981年3月9日《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上的所谓“错误”,予以平反。)

  毛泽东这两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九五三年春发生的纠正农业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问题。

①农业合作化是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保障农民生活,消除两极分化,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举措。

  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缺乏经验的重大而复杂的经济变革问题,因而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才能一步一步地全面深刻地搞清楚。

  事情是这样的。自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以来,各地农民对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互助合作事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从秋收开始,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盲目追求互助合作的高级形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贪多贪大,将耕牛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由此引起农民主要是中农的不安,影响了生产。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干涉过多的现象,即所谓“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发现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并代中央起草了几个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文件,下发实施。经过一段工作,这一倾向得到克服,农民生产情绪趋于安定。但在纠正冒进时,一些地方又出现不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的自流现象。也有一些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称“自发社”)不被承认,被视为非法。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总的说来,毛泽东对一九五三年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批评,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土地改革后,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土地回到农民手中。但是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没有变化,仍然是私有制。这样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可以自由买卖。有些农民,由于天灾人祸,入不敷出,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卖房卖地,苟且偷生,农村中出现了阶级分化。同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富裕中农出现,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在这种阶级分化面前,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进行处理呢?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步形成他指导中国农业合作运动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就是根据毛泽东两次谈话的精神起草和修改形成的。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主张发展新民主主义,放任其发展,待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再剥夺它。而毛泽东则认为如果共产党对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无动于衷,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势必会引起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刚刚推翻了那个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必然卷土重来,革命的成果就会付之东流。因而为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共产党人就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实现农业合作化。我们看下面的史料。

  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了这个决议草案。会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又作了修改。十二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公布。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说:“‘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农业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41]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分析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并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规定了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决议指出:“根据党的这个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61、662页。)

这样我们看到,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从法律上还是无法阻止农民卖地的。因而只好做工作,劝阻农民不要卖地。互助组只是发展互助合作,没有触动所有制,因而也不能阻止农民卖地。只有办农作社,才能做到这一点。办了合作社,不仅解决了农民卖地问题,而且通过合作社可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帮助鳏寡孤独,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农村中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

  同第一个决议相比较,第二个决议有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第一,从分析农民的两个积极性出发,提出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决议说,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反映农民(主要是中农)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着明显的、不可忽视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在于积极地而又谨慎地经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的形式,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62、663页。)第二,把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重要环节,肯定这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为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修改这个决议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这是自然的不勉强的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资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②(②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12月13日。这段话,在形成正式决议时又有修改。其中“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改为“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突然上升而引起的”改为“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第三,规定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这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人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的、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第四,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上,如果说,第一个决议强调“稳步前进”,第二个决议则又加上一条“积极领导”(完整的提法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要施小惠而不及大义。大义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合作化。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提纲挈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问题。离开社会主义,不搞农业合作化,所实行的惠农措施,只能是小恩小惠,不及大义。

  在积极领导和推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忽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他已经注意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潮流中可能发生歧视和打击个体农民的情况,提示各级党委注意这个问题。在决议修改时,增加了一节关于保护单干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内容。毛泽东看后说:“第七节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一些话。”①(①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稿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13日。)根据他的建议,这一节又引用了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中关于照顾、帮助和耐心教育单干农民的两段话。其中“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一句,是毛泽东修改第一个决议时加写的。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决议规定了近年内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从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以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由现有的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争取发展到八十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应争取达到农村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主题,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从两个决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经过两年的实践,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个体农民在供销社入了股,他这一部分股金的所有制也有了变化,他也有一点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个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42]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公布,这三件事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九五三年冬季的一万四千个发展到一九五四年春的九万多个,增加五倍多,超过决议计划数的一倍半以上,参加的农户达到一百七十多万户。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小农经济是难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最终过渡到高级社,建立起集体经济,才能迅速提高粮食产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问题。

  在合作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至十八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发展到三十万或三十五万个;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达到一百三十万或一百五十万个,人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在一九六。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①(①这里是指初级的农业合作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结成巩固的同盟,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土地改革任务已经完成的情况下,维护工农联盟的因素业已失去,这就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奠定工农联盟的基础,以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实现社会的稳定。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如何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呢?

  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报告。六月三日中央转发这个报告。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概括,这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同时进行两个革命即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原来的报告中说,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个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将这段话修改为:“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修改,手稿,1954年6月7日。)(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新思想、新概括,后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又大大地发挥了。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业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

  毛泽东破除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念,开辟了中国式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重视机械化(机械化本身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长久地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不是的。他主张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他认为足够的农业机器是农业合作社赖以巩固的物质基础。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他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至三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目的是总结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新的发展计划。

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

  这时,全国又有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十二万个。根据各地的要求,会议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春耕以前发展到六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说,把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指标翻了一番。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七年,全国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入社。这是个大发展的计划,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这次会议,明确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讨论时,会上有些分歧意见,主要集中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土改依靠贫农,生产依靠中农”;有的认为,新中农不能依靠,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上升了,思想上就要抵抗社会主义;有的主张以“依靠新中农”来代替“依靠贫农”的口号;有的主张,“贫农和新老中农都应成为合作化的依靠”,等等。经过讨论和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取得一致认识。认为贫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依靠力量,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最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没有理由不依靠他们。土改以后上升的新中农,他们经济上升的道路和老中农不相同,一般都会积极拥护社会主义,这一点同土改后的贫农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是可以依靠的。因此,这次会议确定:“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30)这是自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以来,在党的文件上,对合作化的阶级政策表述得比较完整的一次,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报告时,作了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对农村阶级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和原来的老中农,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分为新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上中农和老下中农,以新老下中农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农为团结对象。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43]

  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后,下边的积极性很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初,仅短短的两个月,全国办起三十八万多个新社。这些新社相当部分是在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农村粮食统购工作全面展开,加上一九五四年遭受严重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一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一方面粮食收购数量增加,引起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安。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这样我们看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过去用来维系工农联盟的因素业已失去作用,必须创造新的条件来维持并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系,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能够获得巩固,否则的话,就是国本动摇。我们知道,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中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在这种分化面前,富农及富裕中农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占农民主体的贫农、新老下中农则要求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帮助他们扭转经济状况恶化的局面,使他们能够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只有组织起来,实现农业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条件。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说:“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合作社能够有这样大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看到合作化既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又是‘大势所趋’,因而踊跃入社,当然是好现象。但是,对这种有利的形势,需要有全面的估计,不能只是盲目叫好,将合作化工作看得过分容易简单,而忽视了农民特别是中农在改变生产关系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怀疑和顾虑,以及可能在农村中引起的震动。最近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原因固有多端,但是必须了解,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当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想早抓一把的思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知》决定,“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12、78页。)具体说来,按照三种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基本上完成或者超过了原定发展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距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应该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有关省委要切实帮助县委进行整顿社的工作,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合作化,是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实现社会稳定,保障农民生活的政治要求。

  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②农业合作化是为了保持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使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二月,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集中研究当前农村情况和国家粮食购销问题。会议根据各地的反映,认为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这里面有互助合作运动过粗过快的原因,但主要是农民对粮食统购心中无底,感到收购的过多,给自己留用的太少。因此,会议确定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粮食年度征购数为九百亿斤,与上一年度大体相当,认为征购九百亿斤这个向农民要得较少的数字,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的让步,是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老中农团结的步骤,这是完全必要的。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12、78页。)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于三月三日发出。

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工业化发展需要巨额的资本积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通过不正当途径来进行资本积累。海外殖民掠夺、殖民贸易、黑奴贸易、圈地运动、战争赔款则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他们通过这些方式为工业化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为实现工业化创造了必要条件。

  这时,农村中的粮食紧张情况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一些强迫命令现象,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三月五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的一个村子,在农业合作化当中,简单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人社。毛泽东在给林铁的信中说:“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给林铁的信,手稿,1955年3月5日。)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收到黄炎培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毛泽东很快回信,说:“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3月14日。)

苏联和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进行积累资本的。苏联和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又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封锁和制裁,当时也难以通过国际市场来积累资本。这样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资本就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来进行积累。

  面对农村紧张情况,毛泽东决定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步子。据杜润生回忆:“在三月八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人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五七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③(③《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l页。)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说,发展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④(④《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09页。)

由于苏联和中国都是落后的农业国,这样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任务就主要由农业来完成。在这方面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苏联和中国都是通过革命方式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权建立后,通过革命手段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将过去地主阶级通过剥削获得的地租的较大数额直接转化为工业化发展的资本积累,而将其中的一部分转移给农民,以利于农业的休养生息。这样不仅没有加大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当然在这方面中国要比苏联搞得更好些。这成为苏联和中国能够迅速推进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汇报后,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①(①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0页。)这个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同一月十日中央通知的精神是一致的。

同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加速资本积累,还需要压缩消费,将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之于工业化建设,这就要求全国人民长时期内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牺牲个人的消费来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作出贡献。

  但是,一月十日中央通知发下去以后,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控制,最突出的是浙江省。一九五四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秋天也只占百分之一点九,一九五五年春,突然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

这种资本积累,不仅表现为国家直接征收的农业税,也表现为农业上用来和国家工业产品进行交换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多少及这种交换中的“剪刀差”,还表现为实现工业化期间人民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生活水平增长缓慢。

  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7页。)与此同时,邓子恢在三月二十四日会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分管农业),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一起研究浙江合作化的问题。根据他们商定的结果,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于三月二十五日向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意见》说:“建议你们对合作化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估计你们在加强了领导的条件下,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③(③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7、318页。)

这样在压缩消费以后,工业化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的资本积累的多少,以及如何用尽可能低的成本来把农业上提供的资本积累转移到工业上来。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迅速增加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资本积累。在工业化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工业是不可能为农业提供机器设备的,农业机械化的条件尚不具备。这样就不可能通过农业机械化的方式而不得不采取农业合作化的方式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同时,农业的合作化,土地的集中,又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充分条件。农业机械化,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进程。农业合作化是农业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农业合作化后,国家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将农业上的资本积累转移到工业上来,及时满足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和农业这两大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

  浙江接到电报后,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浙江省委还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部派到浙江解释《意见》精神的杜润生的建议,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杜润生四月十一日在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报告中,曾经提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下粮食之马”,“下合作之马”。①(①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9页。这里所说的“下粮食之马”,指减少征购,合理销售。“下合作之马”,指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去掉虚假成绩,集中全力巩固真实成绩。这些都是就浙江省的情况说的。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6页注[1]。)他在浙江省委会议上又说:“中农不向社投资,闹着退社;贫农缺口粮,要向社预支款项,情绪也不稳定,这一批合作社是上马难下了;不下马,误了春耕生产,并影响工农联盟。”②(②转引自《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5页。)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要“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的由来。

下面我们引用当时的史料来分析这个问题。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

土地改革后,个体农业增产是有限的,发展互助合作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有效办法。

  这一段全国的整社工作,总的看,提出的措施是及时的。得力的。在整顿中,既肯定了成绩是主流的一面,又正视存在的问题,使合作化运动在巩固中发展。对不能巩固的合作社,能够妥善处理,保护了农民搞合作化的热情。全国共减少二万个合作社,由六十七万变为六十五万个。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说:“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44]

  这年四月间,六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他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高,认为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他在上海听柯庆施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情况,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的情况重新思考,作出新的判断。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估量开始发生变化。

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需要农业为工业提供尽可能多的积累。在当时农业生产力比较落后,国家工业化尚未实现,又难以为农业提供机器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就只有发展互助合作,实现农业合作化,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根据原先商定的精神,继续贯彻一般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对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变化并不了解。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说:“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四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五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谭震林表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①(①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3页。)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五月五日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②(②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受中共中央委托,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4月21日至5月7日在北京召开。)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4、425页。邓子恢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4日。)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第二天作总结的时候,没有向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个话。他在总结中,仍按照三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④(④《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11页。)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45]

  九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周恩来也在座。

我们还可以从陈云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看到农业合作化对粮食增产的作用。陈云在谈到农业合作化同解决粮食问题的关系时说: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方法是很多的,例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规模的开荒、大量增加灌溉面积,目前还不可能。“就目前的需要与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只要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或者更多户的联合经营,就能使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多种增产措施得以实现。如果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社的头一二年内,没有拖拉机,仍旧使用畜力和现有的农具,一般可以增产百分之二十的话,那么,单单这一顶,在全国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增产粮食六七百亿斤。在目前,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也只有把小农的经营组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有可能在具备条件以后,使我国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46]从陈云的发言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农业合作化不仅有利于快速增加粮食产量,同时还可以为将来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机械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工业和农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毛泽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反复思索,以战略家的深邃眼光,首先给予了一个精辟的回答。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召集的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中说:

  邓子恢仍坚持三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

  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还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①(①毛泽东同邓子恢等谈话记录,1955年5月9日。)

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的一般产量很低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

  毛泽东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一九五五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

  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毛泽东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①(①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1955年5月6日。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09页。)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47]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这次会议,从下午一时开到晚上十时。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原理,透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更多的粮食和原料。要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只有在农业大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要使农业大发展,在工业尚不能为农业提供机器设备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是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这是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业合作化的要求,同时农业合作化又会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这种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农业合作化会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化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同时农业合作化的实现也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充分条件。农业机械化又为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这两大产业之间的辩证原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大计。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先声。

  会上,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情况和发展计划。毛泽东提议江苏要和浙江比赛,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等省的书记,在会上重新报上一九五六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②(②同上书,第314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合作化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状况。而工业的发展状况,又决定着工业国有制的命运。从这里我们看到,农业集体所有制与工业国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农业集体所有制一旦瓦解,由于原料和市场的变化,工业国有制就会动摇,工业国有制终究有一天也会变。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看,毛泽东的认识是相当深远的。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谈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农业为工业提供粮食和原料,如何能够有效地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将农业上的粮食和原料及时转移到工业上来呢?

  毛泽东重申了三月间提出的“停、缩、发”方针,但是重点放在“发”字上,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这同三月间的精神有明显的变化。山东和浙江,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省份。这一次把山东作为应当发展的地区。浙江,属于后解放地区,按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的意见,也成为应当发展的地区。

当时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问题而采取的统购统销政策就是一个重要的措施。毛泽东把统购统销政策不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当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48]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贫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由此我们看到,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后,组建农业合作社,国家同合作社打交道要比同个体农户打交道便利得多。这就容易把农业上的粮食和原料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到工业上来,满足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这是从组织措施上使农业生产的粮食和原料向工业迅速转移的一个重要保证。

  实行自愿互利原则,十分重要的是要正确解决中农和贫农之间经济利益问题。毛泽东提出,国家要从信贷上扶持贫农,贫农不要在生产资料上揩中农的油,不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这就抓住了当时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而我们说农业合作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经济需要。

  毛泽东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①(①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经(指经济作物)六业的人。)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②(②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5月17日。)

以上我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要实行农业合作化,那么,在当时的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合作化呢?

  毛泽东根据会上的一些发言,认为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③(③刘少奇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发言中曾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叫喊最初我们也有些怀疑,但是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发现了这种叫喊也是不真实的,并且驳斥了这种叫喊,以至指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社会主义之花到底能否在当时农村的土地上凌寒绽开—在农村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到底能否实现合作化?

  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④(④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5月17日。)他并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在农业尚未实现机械化,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实现农业合作化呢?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毛泽东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但是,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可以实现合作化,而刘少奇等人认为没有农业机械化,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实现不了合作化。那么,在当时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下,到底能否实现合作化呢?毛泽东的主张有没有合理性呢?

  中央农村工作部认真研究了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的讲话,二十八日向中央表示,要按照大发展的精神,重新修改替中央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

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经济条件。

  六月八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杭州。

这里说的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经济条件,就是说合作社必须要增产,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要高于单干户和互助组,否则的话这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办不下去的。毛泽东对于合作社的产量极为重视,还制定了合作社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具体办法。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说:“建社有很大成绩。要估计到我国和苏联情况不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一两年内减产。我国显然不同,社一建立起来,百分之七十五都增产(去年);减产的,整顿后第二年也增产了。对农业合作化事业要有充分的信心,对成绩要有充分的估计。”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记录,1955年6月14日。)会议批准了到一九五六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的计划。刘少奇还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②(②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的附件。)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召集的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健全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到继续发展(一年间由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社),这是指导方针上的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充满乐观,对这个一年翻半番的计划仍不满意,觉得少了,建议翻一番,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某些边疆地区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工具、同病虫害进行斗争等);增加生产资料。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9]

  六月二十三日晚,毛泽东回到北京。六月二十五日,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到达北京。从六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七日这十几天里,毛泽东主要忙于外事活动,无暇过问合作化的事。七月九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七月十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这里问题的关健是,生产合作社到底能否增加粮食的产量呢?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③(③刘建勋,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从中午十二时谈到下午五时四十分。

我们前面说过,当刘少奇、薄一波否定了山西省委在创办合作社的意见后,毛泽东曾约他们谈话,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当时毛泽东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也是可行的。[50]这样毛泽东就从理论上解释了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合作社,在生产上进行合理分工,也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这比小农户个体经营能够较快地提高粮食产量。有人计算过,合作化后一般可以增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51]从全国来说这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农业收入。合作化后中国农业的持续或稳定增长的史实就说明了这一点。[52]这就从经济上回答了合作社能否办成的问题。

  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从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出发,具有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阶级条件。

  谈话结束了,人们起身要走,毛泽东说,不,留你们吃饭。据当时参加谈话的刘建勋回来说,他很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饭。①(①档案。访问王谦(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访问李友九(当时任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4日。)

我们知道,土地改革完成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有的农民开始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富裕农民则乘机买进土地,或者租地,在农民中间又出现了新的分化。在这种分化面前,占农民人口总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利益受到危害,他们迫切希望共产党能够采取措施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这就形成了进行合作化的阶级条件。

  那次谈话给一些当事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毛泽东与邓子恢和解了,似乎事情已经过去。但是,邓子恢对于一九五六年发展合作社要翻一番,始终放心不下,经过反复考虑,于七月十五日又向刘少奇反映,说一百三十万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②(②档案。访问王谦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则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他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53]

  邓子恢为什么坚持一九五六年合作社只能发展到一百万个而不能发展到一百三十万个呢?主要有三条理由:(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二)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繁重,要打好基础;(三)地区不平衡,干部领导水平、群众觉悟水平不同,应逐步推广。③(③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他还认为:我们党的干部有这种特点,就是有任务都要超额完成。如果订计划超过一百万个社,下面执行起来就会更多,结果会造成更多的合作社减产。

虽然占农民人口总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对这种分化不满,希望共产党能够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处于不觉悟之中,没有认识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使他们摆脱困境的一条光明大道。这就需要共产党首先组织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试办合作社,提高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的觉悟,最终使他们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邓子恢的这一坚持,引发了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因而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几部分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们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们吸收进合作社。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因此, 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因此,我们对于一切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罢,要有一段向他们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54]

  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极为重视,后来把它称作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他做了精心准备。

这样我们看到,农村中的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社会分化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因而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就会成为进行农业合作化的主要依靠力量。这就是农业合作化的阶级条件。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调阅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从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出发,找到了农业合作化的正确途径。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毛泽东派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作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七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报告,而且对每个报告都写了一些话。关于河南兰考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关于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写的批语是:“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关于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反映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写道:“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出卖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报告(连批语),毛泽东都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后退他。关于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百分之三十。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示:“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关于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报告又说,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毛泽东还表扬了一个关于湖南宁乡县的调查报告,说:“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①(①档案。访问王谦(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访问李友九(当时任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4日。)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倡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展生产互助合作。土地改革完成后,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农业合作化呢?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又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毛泽东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他问一名战士: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他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还说:“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第一手材料。①(①韩庆余1955年7月整理的毛泽东听取警卫战士汇报的情况和谈话记录。韩庆余,当时担任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一中队队长。)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如今,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走出一个新的路子。[55]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向有的省委书记进一步了解农业合作化情况。七月二十六日,他单独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说: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三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一九五四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毛泽东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陶说:一九五四年全省减产百分之四点八,而初级社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平顺、武乡等二十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百分之三点八。全省的大牲畜,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年递增率为百分之十。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分析了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训。陶鲁笳告辞时,毛泽东一再叮嘱他,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②(②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54—156页。)

毛泽东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互助合作,通过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逐步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最终实现农业合作化。这就是中国式的合作化道路。

  山西是老区,有一定的代表性。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在他的心目中,山西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地方。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合作化制定的正确政策,以及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是实现合作化的政治条件。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毛泽东报送一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其中提到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是一百零三万余个,而不是毛泽东要求的一百三十万个。二十九日,毛泽东将这份简报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土地改革后,共产党只有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是大义,而非小惠。这就需要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找到了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正确途径;在合作化过程中,将贫农、新老下中农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先在他们中间培养积极分子,试办合作社,以点带面,逐步扩展;增产是合作社优越性的主要表现,要千方百计寻找增产的方法;在发展农业合作社上要比质量,质量就是增产和不死牲口;利用政权的力量从多方面为合作社提供便利。等等。

  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的正面和背面写了许多文字(他嘱咐这些文字不要印),记录了他此时此刻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许多思考。

毛泽东号召勤俭办社,抓住合作化运动中的典型事例,通过宣传,大力推广,提高广大农民办社的信心。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曾经大力支持和讴歌的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仅有三户贫农组成的合作社,并充满豪情地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56]毛泽东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57]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他写道:“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像这些在合作化运动中从白手起家,经过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典型事例,将他们办社的经验加以整理,在全国宣传和推广后,就会引发人们的思考,既然这样穷困的贫农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都能够办起合作社,那么比他们条件好的地方又有什么理由办不成合作社呢?这样就不仅会起到示范作用,还会推动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一年起草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就提出来了。他的回答和判断是:“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说:“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58]

  毛泽东又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由此可见,要实现合作化,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深入实践,调查研究,通晓党的方针政策。在合作化过程中,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仅难以制定出正确的合作化政策,为合作化的发展指明方向,甚至就连合作化的实施也会遇到很大困难。这就是实现合作化的政治条件。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话:“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手稿,1955年7月29日。)在此之前,七月二十六日他同陶鲁笳谈话时,就谈到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即将作出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决策时,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从正面想问题,也从反面想问题,他特别牵挂的是增产还是减产的问题。这反映了他的某种担心,他要力求避免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农业大减产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错误。

以上我们从经济、阶级、合作化的途径及政治等几个方面对合作化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看到当时确实存在着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农业合作化后,中国农业的长期稳定增长也从史实上说明社会主义之花可以在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上凌寒绽开。

  七月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一个电话汇报,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①(①《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页)柯庆施来京开会时,把这份电话记录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到会人员。他在记录中“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②(②《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页)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透射出来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已下决心要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了。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党内进行了三个会合的争论。这三个回合的争论,从实质上说是中国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应该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新民主主义不否定私有制,因而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就不仅不要动摇私有制,反而还要继续允许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而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然要消灭资本主义。

固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国营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方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相似的一面,但是这两种社会制度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这种本质性差异在所有制的组成上就主要表现在是否允许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主张走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就必然要求发展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个体经济发展的前途必然是资本主义);主张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然要消灭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因而不论是主张走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主张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从社会发展的性质上来说就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薄一波的新税制下“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和农业合作化争论的三个回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我们注意到,坚持发展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的人,他们打的旗号还是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的。他们主张要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要发展新民主主义就必然会容许资本主义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等领域有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在农业的发展,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59]

我们看到,在农业发展问题上面临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也可以造成农业的增产,却会产生剥削,造成两极分化,是一条漫长的、痛苦的道路,因而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说:“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60]这里毛泽东批评了那些主张保护个体经济的人们,明确主张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主张要创造条件来实现农业合作化,针对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有人提出的合作社“下马”的主张,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央召集的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61]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的说法。

从农民有着发展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的两个积极性出发,农村又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应该领导农民果断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第二个决议说,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反映农民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的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倾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渐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有明显的、不可忽视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在于积极地而又谨慎地经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的形式,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62]

全面开始合作化后,这个时候仍然有人对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心存忧虑,毛泽东总结了在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从合作化高潮已经出现的现实状况出发,从两条道路斗争的角度批评了在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观点,揭示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这表现在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批按语中。

在新写的按语中,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论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的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在另一个按语中,他写道:“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对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描述,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写的按语了。他说:“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 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中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

说到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必然要涉及农村的阶级政策。毛泽东写了一个最长的按语,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提出:“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别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是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他同时又强调:“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63]

《怎样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一开头就这样提出问题:“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意见的分歧,超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中的提法。[64]

我们从今天的角度,重读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从两条道路斗争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发展所写的文字,真是百感交集,发人深思。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果断决定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就为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石。毛泽东顶着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不仅发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而且还以饱含深情的笔调热情讴歌了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壮举,领导中国农民在农村消灭了剥削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过渡时期斗争的历史看,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还是遥遥无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必然是黯淡无光。

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存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毛泽东的观点到底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的是,党内的不同认识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

毛泽东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65]

由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会影响到党内来,从而成为党内认识分歧的社会根源。

应该说,在合作化问题上,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认识上产生分歧也是正常的。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因而这里应当区分开那些是属于一般性的意见分歧,那些是属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区分的主要标准就是看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党内确实存在着不同意见。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就必然要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样在是否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上就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显然就不是一般认识的分歧,而是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发展状况,具有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因而我们说毛泽东的说法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我们注意到,在前两个回合的争论中,毛泽东并没有使用两条道路斗争的术语。他使用两条道路斗争的术语主要集中在一九五五年,就是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把这种斗争与历史上的路线斗争相提并论,这鲜明地体现在这三个回合争论中涉及的人物他们的政治地位没有什么变化。刘少奇后来事实上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薄一波在经过严厉批评后,在八大上仍然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被严厉批评后,也肯定了他的工作,以及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功绩。[66]

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不说当时的斗争确实带有路线斗争的色彩。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当着一九五六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是多么的兴奋啊!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67]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九四九年的解放,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虽然建立了人民政权,但是广大的工农大众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剥削。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两样。而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剥削制度,广大工农大众真正摆脱了剥削制度的奴役,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的激动之情才会溢于言表。这才是人民领袖的真正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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