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摘者,的一个老编辑

郑元绪
  一1981年初,经过紧张而短促的筹备,《读者文摘》就要面世了,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原计划3月出版的,因为抽换了一些文章,拖至4月才出版。出版前,将一页页清样订在一起,不停地翻来翻去,就像即将分娩的母亲,猜测着自己的婴儿如何模样,来到世上会不会遭到冷遇。当时的编辑就只有胡亚权同我二人。对于编杂志都是初次尝试,“雄心壮志”虽是不小,却没有经验。我问老胡:你看这样装订出来,像一本杂志吗?老胡倒似乎胸有成竹:像,装上封面,三边一裁就像了!创刊号终于出刊了。封面很漂亮!红红的颜色,向往着未来的少女,给人带来一阵喜悦。我抚摸着每一页,端详着一篇篇变成了铅字、又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的文章,心里仍旧不踏实:读者会承认她吗?会喜欢她吗?要知道,审视她的,将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要赢得他们的信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0年后的今天,形势已大为改观。创刊号只征订了一万五千册;而眼下已拥有200多万订户、上千万读者,简直沐浴在读者的海洋中了。但我自创刊时染上的心病竟无从“医治”,每一期杂志出刊时,总有一种不安,不知这用心编出的几十篇文字,能否有几篇得到读者的认可?不知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意味,能否引起读者的感受和会心?每次接到工厂送来的签发样刊,都小心翼翼地浏览一遍,企图体验一次普通读者的心情。然后合上杂志,再假定自己是一名刚收到她的订户,再轻轻打开封面,一页一页地翻了下去……有时在街头行走,看见邮亭、书摊摆放着新到的《读者文摘》,不禁驻足其侧,细细打量那匆匆而来的顾客。及至看到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卷起一本《读者文摘》匆匆而去的时候,心中才略觉宽慰。继而又不安起来:对于这些“忠实”、“虔诚”的读者,对于这些可爱的读者,这薄薄的48页该不会令他们失望罢!不安了10年,不安了100多期。或许要一直不安下去。
  二办杂志要依靠作者供稿,而《读者文摘》的供稿者同读者是融为一体的。《读者文摘》创刊后,印数直线上升,来稿也骤增,每日几百件、上千件,有时用帆布袋往四楼办公室背。对于办刊初期来稿支持了刊物的人,我们是很感激的。虽未曾谋面,却是觉得十分熟悉了。
  大约是1987年底,《现代妇女》杂志评选优秀稿件,总编辑小韩邀我去当评委。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北京《中国妇女报》的一位编辑。我接过他递给我的名片,发现名字竟是那么熟悉。
  “您叫杨新连?”“是的。”
  “您过去给《读者文摘》投过稿?”“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毫不迟疑地追问:“1982年,您译写的《自我放松20法》登在第8期上,对吗?”他吃惊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继而笑道:“您的家好像住在东四六条,现在还住在那儿吗?”一阵畅谈之后,他又专程访问了编辑部,回去后,写成短文《薄雾中的桥》,登在《中国妇女报》上。文中写道:“我惊讶不已。要知道那时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读者,正是由于那篇文章,我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排成铅字。”
  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就像在这之前一样。我不知他还有没有兴趣翻翻《读者文摘》,但我知道,这次相遇,他不会忘记的。我也不会。
  办刊时间长了,作者队伍不断更新,他们的情况不会一一记得那么清楚了。但心怀的敬意却始终未减。《读者文摘》10年,几乎没有约过一篇稿,采用的全部是自投稿。没有千百万读者的支持,《读者文摘》的发展及至生存都是很困难的。
  三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评刊的、谈论生活的、报告喜讯的、诉苦的,什么内容都有。最大的苦恼是无暇一一答复他们(又不愿找局外人代笔),恐怕已伤了许多颗心。专程拜访编辑部的读者也不断。真羞于让他们坐在这简陋而杂乱的编辑室中。好在人们并不计较,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读者,亲眼见到心仪已久的编辑们的“真身”,便心满意足。虽然发现这几位编辑个个都很平凡,也并不失望,反倒觉得亲切,拉近了距离。
  柜子里有一个小花蓝,里面几朵红、白、黄色的绢花,很是生动。那是一位北京读者到兰州办事,亲自送到编辑部来的。花篮代表着三个人,小纸条上写着她们的名字。他们是朋友,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都喜爱《读者文摘》。来人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情,又怕打忧我们的工作,坐也没有坐,拍了张合影便匆匆离去了。去年9月全国期刊展览,我赴京时带着她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想抽空找找她们。无奈实在太忙,未能如愿。展览期间还有一位中年读者,听说在京举行“《读者文摘》座谈会”,执意要参加,哪怕在会场外边向里望一望也行。我劝说了近半个小时,方才作罢。
  我不知道这些未能如愿的读者,写信听不到回音的读者,还有众多的热情投稿而一次也没有采用的读者心中是怎样想的。我希望他们谅解,希望他们能够从《读者文摘》月刊的一页页之中,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诚挚的谢意。
  (作者系本刊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

你的糊糊快好了没?

1980年冬天,北京几家大出版社的收发室里都接到一封奇怪的信。信中写道,『我们是几位心系祖国的海外学者』,要打造一份『探索不明飞行物的刊物』,万事俱备,只是苦于没有挂靠单位。

一本杂志若得享百岁高龄,比人活到一百岁难得多,反正中国没有一本杂志连续出够一百年,挺到五六十年即顶尖了。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月亮圆,可是外国的杂志比中国的杂志长寿。主编过多种民国刊物的周黎庵说过:“中国有杂志的历史本来不甚久,而在中国出版杂志又不是件易事,不是外来阻力,横遭夭折,便是内部无力,宣告正寝。所以除了几家有书店作为支持的杂志外,其余大都是红颜薄命,不堪风霜折摧。我们有时看到英美出版的杂志,大都把出版的年份印在封面,数十年甚至于百年的,往往有之,不经悠然神往,令人羡叹不止。” 周黎庵此文乃特为《宇宙风》“百期纪念号”作,他叹曰:“这区区百期,和英美杂志的百年比来,虽有大巫小巫之讥,但丁此困苦艰难的时代,居然苦心孤诣,能维持到今日,也可算得中国杂志界的奇迹了。” 1922年《读者文摘》于美国创刊,再有几年即跨跃百年大关,可惜它倒闭了。虽然九十岁也值得尊敬,毕竟功亏一篑。“大有大的难处”,每期以几十种文字于全球发行两千多万份的《读者文摘》的倒塌,像不像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的倾覆?想想我们这里一两万份发行量的杂志尚活得挺滋润,真是替《读者文摘》难过。二十年前甘肃的《读者文摘》因与美国《读者文摘》重名,人家申请专利在先,甘肃只有改名。改名之前杂志社有个向读者征询新刊名的活动,我投了稿,想跟美国佬玩个文字游戏,还是“读者文摘”四字,只须将“者”挪到最后,变为“读文摘者”。最后甘肃改为《读者》,少了最关键的“文摘”两字,幸而刊物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加之应对有方,易名并未产生灾难性后果,销量不降反升。甘肃乃贫瘠之地,好像没有什么物产享誉中国,惟有《读者》。 1965年3月《读者文摘》出版中文版,主编是林语堂二闺女林太乙。中文版所见有台湾版和香港版,据说还有其他地区的中文版,未见过实物。创刊号有“《读者文摘》敬启”,内云: 《读者文摘》久有发行中文版的愿望,这次宿愿得偿,从此本刊得与中文读者直接互通声气,我们感到无上欣幸。 《读者文摘》每月销售数达二千六百余万册,是全世界发行最广的杂志,中文版诞生后,就一共有十四种语言发行的三十个版本了。 中文版的文章隽永,题材广泛,写作谨严;这都是它与其他语文版相同的地方。负责编辑的,是终身从事写作和编辑的人,应该特别顾到中国读者的兴趣和需要,对《读者文摘》的各类各体文章,亦能完成介绍的任务。这是中文版的特征。 林太乙不负重望,尽职尽责,一直在总编位置干了二十三年,直到过了退休年龄两年方卸去重担。董桥在《读〈林家次女〉浮想》中说:“到了八七年底黎太太要退休的时候,她找我接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职位,那是她一手做起来的杂志:美国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文字风格,影响深远。我上任之前先跟着她上一个月班,亲身体验到她的办事作风和语言功力。她的中文清爽聪明;她的英文下笔既快又准,想都不用想就成章了。我有几次站在旁边看她起草文件,一字不改,字字恰如其分,吓死了。”董桥主编过《读者文摘》,可是我好像未在主编一栏中看到过董桥的名字,由于1980年以后的《读者文摘》都被我装箱,搁在了若不搬家就甭想拿出来的地方,所以不敢把话说死。 能把董桥吓死,可见林太乙不愧为林语堂的女儿。林语堂也说:“我算是有造化,有这些孩子,孝顺而亲爱,谁都聪明解事,善尽职责……我也觉得有这样孩子,我颇有脸面。”评论称:“林太乙,1926年4月生于北京,林语堂次女,也是三个姐妹中唯一继承林语堂衣钵的人。她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不虚矫不夸饰,在稳重的文字中透着乐天幽默及清淡飘逸的处世哲学。林太乙中英文造诣俱深,着有《林语堂传》《林家次女》等传记,有《金盘街》《春雷春雨》《明月几时有》《好度有度》《萧邦,你好》等小说。曾任耶鲁大学中文教授。2003年7月5日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病逝。” 奇怪的是,最该鲜丽亮相的创刊号,封面却一点也不好看,莫名其妙的图案,香港版好歹还能认出这是一本叫“读者文摘”的杂志,台湾版刊名干脆就给你个认不出。也许中文版是向四十三年前英文版创刊号的朴素无华看齐吧。 二十几年前,跳蚤市场初兴,报纸管它叫“星期市场”。刚开始在跳蚤市场摆摊的并非“职业摊贩”,很多是各家各户将“用又用不着,弃之却可惜”的日用杂品拿出来卖,美其名曰“练摊”。跳蚤市场的货色五花八门,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中文版《读者文摘》,感觉新奇极了,价钱是一块钱一本,并不便宜。其实更早的时候我在外文书店见过复印本的《读者文摘》,还买过几本,当时连“复印本”为何物都搞不清楚。 有了第一本,就有了不断收集下去的念头。中关村体育场每周开“星期市场”,有那么三四年,每次遛地摊我都会买到几本《读者文摘》。中关村市场取消后,我转战潘家园,亦常有所得。买《读者文摘》有个好处,同行的书友不会跟我竞争,不但不与我争,还笑话我档次低。若换成新文学绝版书彼此可没那么客气了。 搜求旧杂志是费力费时费钱之事,看不到光明的尽头。如今我已搜集到《读者文摘》三百余册,该刊自创刊迄今一直是三十二开本一百六十个页码,从未做过改变,所以三百多本码在玻璃门书柜里,整齐划一,做到了“插架之美”。 至于《读者文摘》的可读性,乐山乐水,我认为篇篇好。林海音说:“《读者文摘》中文版出版以来,一直是我们家庭的优良读物。别人也许只欣赏这本杂志所选译的好文章,我却更注意到它对中文文字的处理,正如前面我所说的态度,让人读起来非常‘舒服’。” 董桥说“锻字炼句是礼貌”,他提醒作者“给自己的笔进补”。我从未在《读者文摘》里读到过一篇疙里疙瘩的文章。

我的糊糊应该快好了。

他们打算『自己组稿,自己设计,团队每期收1200元人民币人工成本』,出版社只需要负责卖杂志就行……

每天早上给自己和老伴熬两碗自磨的黑芝麻糊,是74岁胡亚权近年来一直保持的习惯,这也成了老两口早上相互调侃的问语。1月5日是节气小雪,兰州寒风刺骨。晨光熹微中,胡亚权麻利的将两碗黑芝麻糊盛好并端到餐桌上,两个烤好的馒头和一小碗咸菜正静静的等待着

署名的三个人,是林文伟、时波和朱福铮。

葡京赌王网 ,时光回溯38年前,当时正意气风发的胡亚权,成为了《读者》杂志的创办者之一。

林文伟先生牵头,他是美籍华人,本人还是美国UFO研究协会会员—— 后来《飞碟探索》上曾刊出他与现代飞碟之父,约瑟夫·海尼克博士(J. A. Hynek)的合影。而时波和朱福铮,一个搞科研出身,另一个搞翻译。也许这几位飞碟迷,确实能找来原汁原味的UFO研究素材,但从经验履历来看,凭他们自己不太可能做出什么像样的刊物来。

创刊伊始,正是人人渴望读书之际

折腾了个把月,帝都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把杂志刊号借给这几个来路不清的家伙。临近年底,事情却柳暗花明。一家远在西北的出版机构——兰州的甘肃人民出版社,给他们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兰州人说,他们自己早就想办这样一本研究未解之谜的刊物了,『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其次,既然大家都还不知道飞碟到底是什么,那么刊名就叫『飞碟探索』吧!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正是人人渴望读书的时候,我形容那是个文化断层时代。胡亚权说起《读者文摘》创刊之时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那一年,时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曹克己,找到了我和郑元绪,告诉我们出版社打算办一份杂志。那时,我俩不但年轻,而且都是理工科出身,两人之前都没有太多杂志编辑方面的经验,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到底要办一本怎样的杂志?于是我俩跑地下书摊、新华书店、报刊市场作了大量的调研工作。

▉飞碟探索 1981年第一期

当时的甘肃已经有了几本杂志,如《飞天》《甘肃妇女》《甘肃青年》等等,主要还是受当时甘肃经济发展、交通制约等影响,发行量都不是很大。我们就考虑,是不是办一个综合性的文摘类杂志,而不是纯文艺性的文摘。胡亚权笑着说:当时确定要办一份综合性的文摘类杂志,主要是因为我俩都是爱读书的理科生,觉得我们要办的文摘就应以文艺为主,同时不排除其他自然学科内容。同时,我们办的杂志就是想要告诉中国读者,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美好事物,高尚行为。这一点,就是我俩当时的真实想法。随后,我们就开始在出版社内贴告示,给我们要创办的文摘征集名称。当时征集了包括文汇、文萃等等大概40来个名称,我们感觉都不太满意,经过考虑之后,最终确定了用读者文摘这个名字。

练习本上,赵朴初先生书写三条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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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向确定好之后,第一期的编辑工作随即开始了。当时我们遍览可以见到的报刊图书,甚至包括大学时的读书笔记、摘抄的诗歌等等,终于在1980年底筛选编辑好创刊号送审稿。1981年春节前夕,送审稿退回,抽换了三篇大文章。此事促使我们放弃对敏感题材的好奇,不再媚俗跟风,这也成为此后杂志编辑的一条重要原则。胡亚权拿着《读者文摘》的创刊号介绍说:《读者文摘》第一期的刊名是托人请赵朴初先生题写的。郑元绪专程去北京从赵先生秘书那里取回一个小信封,回兰州后打开一看,惊喜地发现那是老先生在小学生练习本上书写的三条题字,每字拇指大小,落有印章。我们从中反复挑选出四个字用作刊名,其中读者二字沿用至今。

『 外星人 』 朱福铮 译 1980▉

封面照片是当时的杂志社美术室编辑刘云石从北京摄影师张苏妍处得来的。那年月,电影明星上杂志封面、上挂历的做法非常流行,《读者文摘》创刊号封面照片上的人物是电影演员娜仁花。之所以选中这幅照片,是因为觉得没有脂粉气,不造作。目录上隐去了人物姓名,将照片题为向往。30多年后再看这幅照片,依然觉得庄重、现代、充满青春活力。胡亚权边翻着《读者文摘》创刊号边笑着说到:那时没有美术编辑,于是我以美术爱好者的底子奋勇担当。不会设计封面,就到兰州新华印刷厂制版车间请教;不会设计内文版式,就买来我最推崇的上海《文汇月刊》,撕下页面,钉在身后的书柜背面,依样画葫芦。有些插图要请本社美术编辑室李宝峰、科技编辑室康克仁、少儿编辑室李一郎来画,再用硫酸纸誊清,这样才可以照相制版。在我兼任美术编辑的前两年中,时不时也有我画的个别题图出现

『 华夏碟影 』时波 编着 1988▉

缺乏作者,那就让读者来投稿

『 天外访客UFO 』林文伟 编着 1982▉

你们可以看到,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方针在创刊时就确定并公布了,而这一办刊方针38年来一直没有改动过。指着《读者文摘》创刊号封二的内容,胡亚权介绍说:这十六个字讲了三层意思,一是文章内容和范围包含古今中外,没有时空限制;二是我们选的文章都是精华、都是精心挑选的好文章;三就是要让读者开阔眼界。

依托于前互联网时代,印刷品尚且占据着强有力的话语权,叠加着改革开放与中国政府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间——漫长的侵权即合法的野蛮出版岁月,两者共振之下迸发的巨大能量让人惊叹。

读者和编辑应该是朋友关系,在当时甘肃作者缺乏的情况下,我们一开始就想到不找作者找读者,让读者将自己喜欢的作品、看到的好作品推荐给我们,让读者来投稿、让读者来帮我们办这样一份杂志。1981年,我们一共出了五期《读者文摘》,出了之后没想到反响比较好,很快这个印数就上去了,到1981年底我们的印数就达到9万多了。到1983年就达到90万左右,大约是1984年我们基本上就突破100万册。当时最先接受我们《读者文摘》的是北京、南京、广州、天津、上海的读者群,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是我们的核心读者。胡亚权回忆到:我们在创刊时期前五年,选登文章内容以世界名著为主;发展中期选登文章内容则以爱国主义为主;而到了2000年以后,选登文章内容就开始以经济建设为突出内容。到了2006年,《读者》的发行量近1000万册,当时我们调查的《读者》传阅率已经达到5,也就是说每一本杂志平均会有5个人在传阅。这个传阅率在期刊杂志中,属于很了不起的一个数据。

1990年《飞碟探索》发展的鼎盛时期,它每期发行量曾高达310,000册(1990年全国期刊展览会数据),雄霸于中国科普类期刊销量第一。数据确实足够吓人,可问题是,《飞碟探索》真的是『科普期刊』吗?

读者互动,一路走来趣事多多

从创刊伊始,杂志的稿件信源就相当微妙。世界范围内UFO的专业研究文本数量相当有限(《飞碟探索》自己就是全球最大的UFO内容生产者);目击飞碟这种事也可遇不可求—— 中国大陆当年一度UFO满天飞,但也并非每两个月都有谁被外星人劫走。可是在美国纽约,有一家神通广大的报纸,两周出刊一次,次次都有外星人研究的重大研究进展。这家报纸名字庄严可信:《世界新闻周刊(Weekly World News)》。

在胡亚权的资料收纳盒中,读者来信和胡亚权手书回信就有着厚厚一摞。

说句老实话,《世界新闻周刊》的研究进展实在过于重大了,在这份报纸里,希特勒还活着、麦当娜是男人、外星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早就友好接见过美国的历任总统……社会主义飞碟研究势必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于是《飞碟探索》只转载了一些看上去比较真实可信的新闻,比如下面这篇。

当时有很多读者会给我们编辑部写信,最多的是一些文学爱好者,来咨询怎么读书?写好的文章怎么发表?还有一些当时的青少年朋友写信来反映一些自己青春期在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都会选择一部分信件进行回信。其中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天津的小朋友写过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就是我每天背着十来斤的书包去上学,我每天感觉很辛苦,很不想读书上学我们编辑部就赶紧给回信,给她讲了一些道理,告诉她还是要好好上学、好好读书。这样事情有很多很多胡亚权笑着说到。

▉飞碟探索 1994年第四期

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在封三的位置刊登流行歌曲呢?胡亚权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郑元绪是个爱唱歌的人,所以当时就将封三的位置留给了流行歌曲。你看,《读者文摘》创刊号就是《乡间的小路上》,我们刊登的这些歌曲也非常的受读者欢迎。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笑话,1983年春晚《我的中国心》刚唱完,郑元绪就立刻给出版社的音乐编辑马林楠打电话,请她找省上音乐界的人,把歌曲的简谱和歌词写出来,歌词中有一句听不清,就又打电话到北京询问。后来国内的《我的中国心》就有了两个版本,《读者文摘》版的错了两个字,倒也朗朗上口后来《读者》停止刊登歌曲时,还有读者来信询问为什么不刊登了?

▉▉世界新闻周刊 Weekly World News

认识《读者》,胡亚权经历了三个阶段

▉▉『 月球大骗局』 Great Moon Hoax 1835

从创刊起,我对于《读者》的认识,经历了从文章文化到文明的三个阶段,堪称认识的三次飞跃。这也是我为纪念《读者》三十周年写的一篇小文的一个观点。胡亚权告诉记者:文章是指单一、零散、无序的文化碎片。经过《读者》编辑的收集梳理,居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此现象的本质也即文化的本质。至于文明,我理解为,文化之最精华部分被人类各民族沉积下来,传承下来。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不闯红灯、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现象,那是道德上教化上的问题。文明是人类的宝贵遗产;文化是民族进步的福祉,我们希望在继承享用这些前人留下财富的同时,继续为后人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这既是办《读者》的初衷,也是《读者》发展的原动力

『蝙蝠童子』的奇怪传闻,我们追溯考证的话,可以在19世纪沸沸扬扬的『月球大骗局』中,找到它古老的叙事原型。

因工作调动,胡亚权在1985年初从《读者》杂志社调任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先后组织了《一千零一日》、鞠萍姐姐讲《安徒生童话全集》、《谚海》等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图书,同时创办了幼儿读物《妈妈画刊》,改刊《故事作文月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4再回《读者》任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并主持工作,和彭长城一起对《读者》杂志的再次发展做了组织、策划工作,强化《读者》品牌,策划组织了征集刊徽的活动,确定了读者标识logo;开始了大规模的广告经营;以希望工程为起点,读者杂志社承担社会责任,策划组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开展了向全国优秀教师赠书和保护母亲河的绿化捐款的系列公益活动;2000年与有关单位合作出版了《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在这期间,胡亚权对《读者》杂志编辑部的流程动态管理和制度建立、电子化排版做了重要的组织工作,对提高《读者》的品位和质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领导管理工作,搭建了编辑加经营的发展平台,使《读者》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

不过,我在此无意探究谣言自身的传播与流变,更无意批判《飞碟探索》天真的新闻伦理。在我看来,人类集体依赖的媒介幻境,不过是一场永恒的镜花水月。2019年面对着液晶屏幕,自以为与万物互联的你,并不比三十年前阅读平装本飞碟探索的读者们,接触得到这世界更深刻的真实。

2001年,胡亚权从《读者》岗位上退下来,又创办了图片杂志《读者欣赏》胡亚权退休后,依然心系《读者》,积极建言献策、奔忙劳碌。

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境外媒体,与《飞碟探索》建立了紧密战略合作关系。美国科幻杂志《OMNI》—— 被飞碟探索编辑部亲切地译为『无垠杂志』,在1981年飞碟探索创刊之际,远隔重洋寄来了情真意切的创刊贺辞。其后许多年里,飞碟探索上颇有一些唱重头戏的文章,都是从OMNI杂志上摘录的。

有人问他对于《读者》而言,如何定位自己,他笑称:《读者》杂志一个老编辑。

OMNI杂志本身就是风行于八九十年代的 Psychpunk 传奇神刊之一,它1978年创建于纽约,主编 Kathy Keeton 女士是三级片艳星出身,而她丈夫是大名鼎鼎的成人刊物《阁楼》(Penthouse)的缔造者。OMNI的寿命比飞碟探索更为短暂,1998年Kathy Keeton 逝世后就随即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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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权1944年3月13日生于甘肃武威,1968年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参加工作,并于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在解放军5385部队安西农场服役,1969年4月调至甘肃省农宣队金塔分队,1971年调甘肃人民出版社工作,历任读者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开发部主任、少儿社总编辑、读者杂志社常务副社长、读者杂志社顾问等职务,2004年12月,任甘肃省政府参事,2012年3月退休。作为读者杂志的创办者,胡亚权先后获得多项荣誉。1989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科学技术进步奖,1992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获得中国版协中国编辑学会首届全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奖,2004年获得中国版协全国第五届百佳优秀出版工作者荣誉称号,2008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荣誉纪念章,2009年获得甘肃省委宣传部60年60人感动甘肃人物荣誉称号。

▉飞碟探索 1981年第一期

《读者》作为一个期刊文化品牌,在创刊时就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从1981年创刊至今,《读者》为促进我国和谐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发挥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读者》杂志也实现了骄人的经济效益。《读者》杂志的成功,也带动了整个公司的发展,2015年,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成为国内期刊第一股。目前《读者》微信用户达413万,刊物月发行量500万册,累计发行近20亿册,品牌价值达302.23亿元。《读者》杂志的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读者的认可和赞誉。1998年2001年连续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一、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1999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1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定为双高期刊,2003年再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2005年又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2010年,《读者》杂志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2018年1月,《读者》再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OMNI 封面 Stanislaw Fernandes 绘制

出版期刊是一件极其消耗人类精元的工作,更何况,每天还要编译飞碟劫人、雾海沉船、蝙蝠出洞这样令人精神失常的稿件。

前文提到的林文伟先生,曾是《飞碟探索》最稳定的金牌供稿人,创刊后十几年笔耕不辍,一直写作到九十年代中期。在1993年的一篇专访里,他表示自己也干不动了,『现在我退休在家,不像以前那样有精力寻找飞碟,更多时间只练练气功』。

与飞碟探索杂志编辑部一墙之隔,甘肃人民出版社科技编辑室独立出去的其余几个年轻人,在人类历史的一条更主要的时间线上,制作着另一部充满野心的期刊 —— 《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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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碟探索 1981年第一期 创刊号

▉读者文摘 1981年第一期 创刊号

《读者文摘》模仿自美国杂志《Reader's Digest》,这一类刊物统称『文摘汇编』,可以看做现今遍地开花的洗稿自媒体真正的活祖宗。文摘类期刊不需要记者,更不需要撰稿人,所以出版周期更短,组稿也更简单。

《读者文摘》与《飞碟探索》同时创刊,但由于前者是半月刊,后者是双月刊,所以《读者文摘》提前六周上市。这期创刊号里甚至提前拿走《飞碟探索》的一篇备稿:日本人中岗俊哉的《呼叫飞碟的人》 —— 当然,祖宗做事比如今的孙子们体面得多,稿子再怎么洗,都是要给原作者寄汇款单的。

《飞碟探索》与《读者文摘》这一对同年诞生的双生子,出身同门,却没有继承相似的血统,所以注定要面对迥然不同的命运。 创刊三十八年后,《读者》已成为亚洲销量第一、世界销量第四的华语杂志之王;《飞碟探索》却已无力在纸媒市场上生存。

大自然的残酷规律就是这样:有人呕心沥血,却生不起一处篝火;有人举重若轻,竟改变了潮水的方向。历史的航道有宽有窄,每一艘航船都自有其命运,但并不是所有远航都配写进水手的歌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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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碟探索 1993年第六期

▉飞碟探索 1991年第一期

▉飞碟探索 1991年第六期

时间回到1991年,暑假

『据报道,地球科学家无意间接收到了2.5万年前被破坏的外星宇宙飞船上发出的SOS信号。据南斯拉夫物理学家福朗·哈巴多·姆萨博士发表的文章说,美国、苏联、联邦德国的专家确信,奇妙的信号是公元前2.5年前从受到武装敌对国攻击的宇宙飞船那儿发出来的!……博士说,接收到这个信号的是西伯利亚针叶树林工作的苏联科学家,根据推断,SOS是在行星间旅行的非武装客船,受到战舰发射的导弹攻击后,立即发出求难信号的。信号向地球用光速飞行了2.5万年,好不容易才到达我们这里。那个星群与地球的距离,是地球和太阳间距的1.5万亿倍,但从大宇宙来看,其实离地球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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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暑假出版的飞碟探索

▉飞碟探索 1991年第四期

光速,2.5万年,365天,24小时,3600秒。男孩合上书页,在杂志背面列式演算起来。他刚过完九岁生日,和其它故作老成的小学生一样,有在上衣口袋里别一支圆珠笔的习惯。宇宙如此浩瀚,并且浩瀚得理所当然。北京亚运会去年夏天就闭幕了,街心公园对面广告牌上,依然画着微笑的熊猫盼盼。暑假还没有结束,可是暑假终将结束。

那本杂志就是《飞碟探索》。那个坐在公园里演算的男孩就是我。生活在那时候的中国人,可以隔空取物、负重飞行、用意念波治病、与外星生物促膝谈心。

那个时代你可能未曾经历,也可能经历过却在成长中遗忘了……因为未来的事永远比过去新鲜,而疲于奔命的现代人,总以为童年记忆是一场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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