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文学理论批评暨创研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

文学批评应该怎么办?这成了一个共性的话题。传统批评家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当开放与互动的网络时代到来,文学批评要直面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问题,必须寻找新的路径。在网络化时代的文化语境下,文学批评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新风格,找到属于自己的突围之道。

今天,文学评论已经远离了大众视野。它们或是藏在学术刊物里,远在深闺无人识;或以书评或 “软文”的面貌充斥于媒体舆论场;又或成为某种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游戏。那么,文学评论最根本的服务对象——读者,在哪里呢?

批评家以批评为业,在思想文化领域扮演着特殊角色。胜任这一特殊角色的基本要求,除了较高的理论修养和学术造诣外,还包括对批评家品格的坚守。具备高尚而坚定品格的批评,可以成为文坛的“良心”,精心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反之,矮化品格、丧失品格的批评,只能沦为批评者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甚至成为淆乱是非、促生乱象的推手。在文学批评出现功利化、庸俗化趋向的今天,批评的品格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7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办的全国文学理论批评暨创研工作会在北戴河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着如何评估当前文学理论批评面临的形势及发展态势,如何增强理论批评的有效性、建设性和公信力,如何发挥作家协会的协同作用来推动立足于文学现场的批评发展,如何加强培养理论批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如何在新的传播条件下做好文学精品的推介工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见地的探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到会讲话,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梁鸿鹰主持。 责难源于社会大众对文学批评的期望 近些年来,对理论批评的批评成为了热门话题。与当前文学创作一样,文学批评同样也面临茫然、乏力、复制和虚假繁荣的景象。批评界内部也在不停地检讨、反思。因此,如何重建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影响力,如何重新在作家和读者中树立文学导航者和守夜人的精神形象,都是每一个批评家所思考的问题。当前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现状到底怎样?与会代表各抒己见,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李敬泽指出,现在对批评责难的声音很多,正说明了社会大众对文学批评的期待。当前文学批评的确存在问题,需要文学批评工作者自身的反思。但也要认识到,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是有责任,有影响,而非法力无边。对文学批评要有正确的认识。 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批评的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者南帆认为,变化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普通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水平很高,能阅读批判,愿与批评家印证、对话。二是作家,他们感兴趣的是教练式的直接与创作有关批评,但现在很多批评对作品艺术质量缺乏足够的把握。三是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理论学术含量的要求高。而现在一般批评理论学术含量不足。需求的复杂和多元是对文学批评的挑战,也说明了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文学批评的成绩,就没有评奖工作的成熟以及文学史写作的成熟。因此学者王尧认为,虽然现在对批评家非议很多,但不能轻易否定,夸大问题。评论家曾镇南也认为,当前文艺批评没有危机性问题,不用悲观但也不能过于乐观。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60年来,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都发展到了最好的时期之一。文学批评中存在的混乱无方向感问题,是社会现状的投射和反映,因此不能孤立地评价文学批评的生态和现状。 评论家雷达觉得在今天做一个文学评论家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艰难,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古典时代,批评家面对的只是一个封闭的中国传统,批评家面对的精神世界也是大一统的,但是,今天的批评家不仅要面对一个完全开放的、陌生的、广阔的世界文化,同样还要面对正在兴起的传统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应对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时同时要思考电子虚拟世界带来的难解难分,所以,今天的批评家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实在要比过去的批评家大得多得多。 文学批评要从“圈子”走向公众 公信力和影响力的贫弱,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的缺席,思想资源的匮乏,等等,是文学理论批评一直面临的责难。当前的文学理论批评究竟有哪些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这是这次会议上批评家们讨论的焦点话题。 南帆认为,要使文学批评有公信力和影响力,说出真话是底线。现在不少作品评论,是为了配合商品宣传,说出来的都是好话,作品评论变成了广告,公信力和影响力自然打了折扣。 雷达认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缺乏强大的精神资源,至少是精神资源不足,所以思想力度不够,价值坐标不明朗,审美能力不强,批评标准出现迷乱现象,在复杂多元的文学现象面前明显缺乏让人信服的解析能力和深刻的审美判断力。 学者王彬彬认为,30年文学批评发展中存在学术黑话化、理论焦虑、框架化和庸俗文化学等问题。当前批评家需要学会处理与现实、与文学以及与其他利益之间的关系,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原则和底线。 评论家罗勇认为,文学批评的问题实际上是批评生态问题,是美学标准和队伍的建设问题。新媒体出现后文学环境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作品要么被低估要么被高估,当前活跃的批评家对新生力量视野不及或无法把握。 曾镇南说,作家要深入生活,评论要深入作品。当前文艺批评的否定性评价过多,新世纪文学正在形成新的文学传统,但文学批评对此表现得不够。他认为,当前文学评论和创作的语言都比过去差,水分多了,不精炼。 李骏虎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表达了对文学批评的期望,他认为,批评家不能单单只为作家服务,而应为公众读者服务;批评家应转移阵地,从沙龙、圈子转向大众传媒,通过大众传媒平台引领公众的阅读。 评论家张燕玲强调了担当精神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她说,当下文学有太多对消费时代的妥协,对当下现实的忽略,忽略作者与人心与现实的对接。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全媒时代中,我们赖以形成对世界对自我的认知,大多来自于媒体,来自于间接的经验,不去关心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就会形成个体经验的误区与盲点。文学批评更因为与社会现实之间是一种更加“间接”的关系,“从作品到作品”的批评文本的内在循环,很容易长期陷于符号与知识的生产,导致批评家与社会现实隔膜更深。于是,面对间接生活我们常常没有痛感、没有血肉、没有体温; 面对市场我们容易弱视与轻信,也容易缺乏自信心与判断力,更缺乏担当。 从分析80年代文学批评的精神资源入手,王尧认为,当前批评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少自己的理论支撑。现在的社会情况很复杂,我们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西方理论热潮已经退潮,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重大挑战。另一个问题是,批评家是要引领重大思潮的,现在的批评明显缺少这种引领。针对文本的批评很多,有的作家作品甚至是被过度研究了。但是,对于重大问题的发现和讨论却是缺乏的,大部分文学批评只局限于文本,这是重大缺陷。文学批评如何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建立联系,使审美和精神的阐释介入生活上做得是不够的。 批评的发展需要美学原则和理论方法的创新突破 在快速多变的社会中,文学批评怎样才能发出自己有效的声音,参与到社会文化生态的建设中去?与会批评家认为,新的视野新的资源和不变的坚守和担当,是批评自身健康发展的基础。正如孟繁华所说,真正的一线批评,与职称评定无关,而是一项人生的事业。 李敬泽指出,在这个文学生产、传播环境发生着变化的时代,批评家要发出自己有效的声音,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要进行新研究,推动新发展。其次是批评队伍建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批评家,面对新经验、新问题、新情况,需要新批评做出阐释。批评家的成长比作家难,需要采取一些办法推动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批评家队伍的建设对文学生态而言不逊于作家的重要性。再则,文学创作、阅读生态正在发生变化,要以开放的心态应对文学生态的变化。 南帆认为,今天的批评家要敢于在大众传媒发言,批评文章要有风格、有性格、有特点,要敢于表达不同声音。批评文风上可有尖锐观点但不要晦涩,不要让人看不懂。不要说教,可以机智幽默,要注意到普通读者的需求和不满。进入批评视野的作品大致有两类,一是重要作品,开风气引领潮流,但文本上有各种缺陷和问题; 一是艺术质量较好的优秀作品。面对不同的作品需要批评者把握不同的主题和关键问题。中国文学批评要发展,必须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捕捉当代文学内部活的理论观点。中国文学独特的经验,要在世界范围背景下表述出来。 对于不断被诟病的学院批评,王尧认为,学院化固然有僵化的一面,但是还是很有价值的,现在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几乎都是读学位出来的,所以学院体系还是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而且必须把文学批评纳入知识体系的传承中,只有这样才能薪火相传。在扩大批评的影响力上,作协要善于与高校加强联系互动,利用自身优势扩大批评在文学现场的影响力,为文学经典化提供丰富的资源。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被刷新了好几次,但近些年来似乎有停滞迹象。因此雷达强调,文学批评要有新发展,就必须要在美学原则和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才能够去评判不断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与此同时,批评家仍然需要在批评的基本功即阅读作品上下工夫,要坚持批评的独立品格,要坚持批评者的姿态,才能让自己的批评文章成为真正夜航人的引路灯。 来自新疆的评论家狄力木拉提强调了文学批评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少数民族文学越来越发展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汉语之后受到了高度关注,但是,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要进入内地还得依赖于文学翻译。如果没有批评家的关注和指导,少数民族文学可能还要面临更多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还有阎晶明、吴义勤、吴秉杰、李国平、王力平、艾斐、李下、彭学明、何弘、汪政、林建法、许辉、鲁枢元、哈若蕙、张未民、杨斌华、孙建军、王爱英、赵富荣、高海涛、许晓春、苏沧桑、张冬青、曾清生、王耕夫、江岳、娄成、孔海蓉等。

通过礼敬传统重建文学批评的精神品格,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文学的成长、文化的传承以及文明的培育中,文学批评的功用与价值何在?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文学批评应该是文学的一面镜子,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需要为文学正衣冠,帮助大众理解文学,帮助文学理解自己,进而更好地理解并诠释一个时代的风向。但是,现在文学批评似乎连镜照自己的能力也失却了。评论的价值不仅被忽略,甚至有被污名化的趋势,评论者自我游离乃至缺位,在读者的眼里,文学批评如果不是作品的广告,也只是小圈子的游戏。专业文学批评作者可以是作家的吹鼓手,是朋友间的捧场,唯独不再是烛照作品的“镜”与“灯”,不再是作家的“知音”与“诤友”,不再是文学与大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文学评论正在“窄路”上越走越远。

真实、鲜明、正直,一个都不能少

文学批评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标准,这些原初性的问题,都需要重新解答,以便让文学批评找回自己的位置。这需要文学批评摆脱一切商业化、功利主义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不论外部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要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独立价值,要让读者觉得文学批评是可以信赖的。以此为基础,文学批评才能回到问题的根本,去发现文学的审美,寻找文学的精神价值,解决困扰已久的理念之争。换言之,如果无法找回应有的独立品格,对文学批评信任危机的解决就无从谈起,因为失去尊严的文学批评也不再是文学批评了。由此,我们可以把重建文学批评的精神品格,视为化解文学批评信任危机的第一扇门。能打开这扇门的是文学批评家们,遗失的传统只有依靠他们自己找回来。

今天,文学评论已经远离了大众视野。它们或是藏在学术刊物里,远在深闺无人识;或以书评或 “软文”的面貌充斥于媒体舆论场;又或成为某种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游戏。那么,文学评论最根本的服务对象——读者,在哪里呢?

1840年初,时为俄罗斯文坛领袖的屠格涅夫出版了长篇小说《前夜》,塑造了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这一革命者形象。出于贵族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屠格涅夫一面肯定英沙罗夫是“自觉的英雄人物”,一面又认为,在俄国,这样的人物还没有诞生的条件,俄罗斯尚处在他们走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当时年仅24岁的杜勃罗留波夫,针对《前夜》撰写了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杜勃罗留波夫肯定《前夜》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同时明确地指出,《前夜》的思想倾向是保守的,没有正确地估价俄国的社会现实和革命形势,认为当时的俄国并非在革命的“前夜”徒然等待,而是已经处在“等待改革和整顿革命”的激流中。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英沙罗夫这一艺术形象无助于推动现实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在文中疾呼“我们需要像英沙罗夫似的人,——但是应当是俄国的英沙罗夫。”

文学批评还需要尝试理解这个时代,在对文学的解读与品鉴中为时代找寻答案。这里的“时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仅关乎宏远与崇高,也关乎命运与人心;不仅关乎理想的追寻,也关乎现实的困境;不仅关乎梦想的成色,也关乎梦想实现过程的艰辛;不仅关乎人类基本价值,也关乎民族性的张扬。文学批评应该聚焦时代变局,也要关心变化进程中那些坚若磐石的永恒价值。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接上时代的地气。理解时代才能为时代所理解,了解人心才能够打动人心。

葡京赌王网,答案是:读者正在流失。与读者一同流失的,是文学评论的在场感和对时代的理解力。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史上最深刻的社会转型,遗憾的是,面对转型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不仅中国文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语,文学评论也失去了诠释时代的能力。

此前,屠格涅夫和杜勃罗留波夫是《现代人》杂志的同仁。但屠格涅夫在杂志社备受尊崇、地位举足轻重。对于杜勃罗留波夫这位年轻编辑的批评,屠格涅夫大为光火、态度傲慢,要求在文章发表时删去整个开头部分。然而,杜勃罗留波夫在权威和情面面前没有屈从,他毫不妥协地表示“既然别人可以对我的文章横加指责,现在我就一句话也不肯删掉”。最终,《现代人》选择了杜勃罗留波夫,屠格涅夫由此跟《现代人》决裂。

如果文学与文学批评在对时代的解读中,一个雾里看花,一个醉里挑灯看剑,结果当然是一笔糊涂账。反之,文学批评读懂了时代,就读懂了文学。然而看清现实是个难题,这就更需要文学批评家在文学创作的纷繁乱象中保持一份独立与冷静,做一个合格的守望者。一个困扰文学批评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学批评只能起到一个简介的作用,而无法深深地影响文学与读者?专业能力之外,原因或许是无论专业作者还是业余爱好者都易受偏见左右,从而失去了文学批评的公信力。文学批评从不拒绝质疑、争辩,但一切的质疑、争辩都应该以对话为基础,应该是为了建立共识而辩论,而非在辩论中消灭共识。如何重新获取对时代的观察力与理解力?也许,文学批评工作者需要爬上时代的高岗,眺望时代的平原与峡谷,找寻时代的精神与灵魂,触摸时代的脉搏与悲欢。

文学评论失语的背后,是结构性问题的困扰:文学评论的价值定位、现实功能和具体作用尚待理清,文学批评所秉持的实事求是精神,直面文学创作的写作态度又面临挑战,文学评论的价值还未彰显,就面临凋谢。当文学创作在急遽转型中日益迷茫,当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私人写作转变,文学评论貌似在场,实际却缺席了。如果读者试图从文学评论中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得到的只能是加倍的迷茫。对时代的深刻解释,成为当代文学与文学评论共同缺失的东西,比文学情况更糟糕的是,文学评论这场漫长的转型,依然看不到尽头。

作为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代巨擘,杜勃罗留波夫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炽热的革命激情、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更展现了一个真正批评家应该具备的铮铮铁骨。这种品格,是他为后世批评家们留下的与他的现实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同样珍贵的精神遗产。

当前文学批评还需要迫切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全媒体时代找到生存空间。文学批评必须习惯于在困境中谋求生存。文化的全球化和多样化,网络的超速发展,消费社会的迅速扩张,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等,都影响着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命运。困境中的文学批评一定代表着数量、品质和影响力的下降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事实是,全媒体时代对文学批评带来冲击的同时,互联网传播也给传统文学批评的传播提供了便捷。问题在于文学批评如何找到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策略。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需要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媒体批评应当重视网络传播的有效途径和话语策略,探究全媒体传播路径,重建公信力与权威性。而学院批评应该把重点放在学理性研究上,追求理论深度和思想力度,从而给网络、媒体批评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学理性研究不需要也不可能如同畅销书一样流行,但它的魅力不减,价值也无可替代。

就在一片迷茫与混乱中,由大数据、多元传播领衔的全媒体时代悄然到来。在这样一个评论无处不在、人人皆可发言的时代,大众评论将给文学评论带来怎样的变化?大变局下,文学评论自身,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与张力?传播碎片化将怎样改变文学评论的受众与文学评论本身?当代文学评论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未来应该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文学评论如何在重获对时代的解释力中重构自身的权威性?这些问题如此迫切,却缺乏系统全面地思考与解答。

与之相比,今天的某些批评家过于在乎所谓名家、大师的声望、地位、人气,对其作品无原则地吹捧,把“溃烂”之处视为桃花,百般维护,略有微词也是浅尝辄止、不痛不痒。有些批评家过于看重面子、圈子、位子,面对文坛创作、评论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倾向,处处有所顾忌、有所保留,缺少批评精神,把本该严肃认真的文学批评变成了庸俗不堪的“名利场”。有些批评家过于忌惮在部分公众中招致非难和恶评,对不良思潮、低俗趣味泛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甚至迎合趋就。有些批评家貌似展开批评,但缺少坚持原则标准的专业讨论,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明辩,而是躲在门户之见的樊篱中争吵。凡此种种,都是对批评品格的放弃和亵渎。

应该承认,在今天做文学评论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难。如果说在传统中国,批评家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世界,那么当更加开放与互动的全媒体时代到来,文学评论不仅要直面内在结构性问题,也必须解决路越走越窄的问题。

少数批评品格的缺失和矮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批评者把个人毁誉荣辱和一己之利置于批评家的天职之上。对利欲的过度热衷、对得失的过分计较,使批评变成权威的陪衬、庸俗的跟班、利益的工具,使文学批评滑向文学家不买账、读者不看好、大众不知道的境地。诚然,商业文学、媚俗文化和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冲击,往往使批评家感到难于独善其身,但是,随波逐流的批评不是合格的批评,既然批评家做出了身份和责任的选择,就必须经得起任何考验,守住品格,守住底线。

窄路也是一条路,路走窄了本不可怕,可怕是与时代渐行渐远,窄路终究走成死路。现在,文学评论必须在全媒体时代的文化环境下找到自己新的路。

批评的品格,说到底,就是真实地、鲜明地表达自己观点和态度,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以及对正确的评判标准和价值立场的执着坚守。作为文学创作的评判者和时代精神的引领者,批评家必须敢于表达和捍卫自己的立场观点,忠于自己的判断,为真理而战斗。

一、文学评论的系统性危机

批评风清气正,文学才日新月异

在探寻未来的路径之前,必须首先拨开笼罩在文学评论周围的迷雾。对于评论者而言,普遍性的迷惑在于:上世纪80年代文学评论的范式赖以存在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么,新的评论范式在哪里?

批评的品格,关乎文学批评的地位。文学批评最终在社会发展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归根结底完全取决于它自身是否能够为文学创作和整个社会的思想进步提供独特的价值。面对批评对象,批评家只有经过严肃认真的审视、剖析、判断,才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在此过程中,批评家经常需要面对权威、挑战权威,甚至遭遇这些权威的否定、质疑和不屑。但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一旦认定自己批评的正确性,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在这里,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姓氏。”批评家是一种标准的化身,一种立场的象征,他的任务就是把批评对象的思想水准、艺术含量置于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审美尺度之下,形成最终的判断。如果批评家处处担心触犯权威、招惹是非、得罪他人,不能坚持立场,不能真实、坦率地表达观点、亮出标准,说违心、含糊的话,对显而易见的问题也噤口不言,无疑是背离了批评的本质、放弃了批评的权利、抛开了批评家的本分。如果批评家以地位高低、名气大小、关系远近来选择批评态度和尺度,屈从、迁就于批评对象的声音,扭曲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样的批评就没有任何价值,更谈不上影响力和公信力,文学批评的地位也会受到撼动。批评家的品格坚守,是成就文学批评社会地位不容松动的支点。

读者也有读者的迷惑:进入全媒体时代,网络快评、酷评、网评、圈评、商评随处可见,到底应该信谁:批评家还是微博达人,纸媒还是微信?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在任何一个时代里,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都离不开有价值、有力量的文学批评。文学是建筑灵魂的事业,批评家是砥砺文学的“磨刀石”。批评的品格,一旦被庸俗化、功利化所玷污,在辈分之分、门户之见、利益之争、亲疏之别的泥淖里打转,文学批评必然软弱无力,甚至标准异化,向文坛传达错误的信号,最终导致文学创作陷于迷茫,失却正确的发展方向,自然难以产生震烁时代、流传后世的佳作、力作。

如果把文学评论的生存之道作为一个找寻的结果,我们首先要寻找其前因,而如果失去对隐藏在文学评论乱象内部的深层肌理的发现与理解,我们将一无所获。

批评的品格,关乎社会文化的进步。文学批评具有理论化特征和意识形态属性。批评通过自己的评判和阐释影响文学创作,进而影响受众,为社会思潮和大众思想领航。批评家的观点以批评的面目出现,和文学创作的热点、焦点密切关涉,往往比一般性表达效果更加强烈,对受众心理、社会舆论走向的影响更加明显。人民大众对批评的理想期待是,在文坛潮流变幻、良莠并生的时候,批评会挺身而出,精心伺弄我们的精神家园,廓清模糊,甄别良莠。这个时候,如果批评在是非面前盲从、混乱或失语,客观上就是在埋没优良种子的生机,纵容错误苗头的滋长。批评家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和敏锐性,怀着对不良倾向“零容忍”的决心,坚定表达真知灼见的勇气和力量,切实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才有资格被冠以批评家的头衔,分享“导师”的荣耀。

1、乱象丛生:商业化、人情化、泡沫化与疏离化

批评的品格,是批评家职业操守的底线,是批评家安身立命的根基。有了这样的品格,文学批评才有价值、被需要,批评家们才能生存。缺少了品格的脊梁,批评家的桂冠就显得不堪重负。狄德罗说:“你想当批评家吗?那就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讲品格的批评家,能够燃烧自己的生命,让思想的光焰穿透任何遮蔽,照亮作家的笔端和受众的心灵。失去了品格的批评家,就会毫无立场、人云亦云、混淆是非、隔靴搔痒。这样的批评家,无论他的理论多么高深、多么玄妙,动用多少新奇概念,自诩有多大来头,都无济于事。这样的文学批评,文学不需要,大众也不需要。

为什么公众不关心、不相信、不想读文学评论?首先是文学评论自身有问题:专业水准不够,缺乏理论深度;写作随意,没有文学美感,或者只剩“文学美感”;分析不深入,就作品说作品,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论述,或者连作品阅读也略过了。混乱的脉象下,我们可以初步诊断出当下文学评论的几个典型病因:

人民大众养育了文学,养育了批评家,对文学批评寄予厚望。批评没有理由不张扬为文学负责、为大众负责的精神,重塑仗义执言、奋力担当的品格。这个时代的优秀批评,就是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属于人民大众的科学理论为主心骨,以代言人民大众的文化利益为底气,以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作为批评标准,充分展示批评的刚健品格和遒劲风骨,牢牢掌握锐利的批评武器,引导文学直奔理想的方向。只有批评领域风清气正,批评家理直气壮,文学批评才能重新焕发光彩、找回自己的位置。

第一、商业化。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政治化是文学批评的头号大敌,很多评论在政治面前投鼠忌器,放弃了批判的武器,失去了主体精神,那么当下文学评论则面对着商业化这个新的大敌。商业化裹挟下,大量缺少思想内涵和独立见解的批评泡沫涌现出来,最可怕的不是泡沫,而是从评论者到读者,都对这种商业化的泡沫评论习以为常。问题是泡沫多了,啤酒还剩多少呢?

第二、人情化。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评论现象是:作品研讨会越来越多,好作品却越来越少;会场越来越豪华,作品却日渐寒酸;“红包”越来越厚,研讨的内容却越来越薄。文学评论的态度,本该是当说则说有一说一,现在却成了场面话连篇,甚至由于缺乏对作品的细读,连场面话也品质欠奉了。文学评论如同鉴宝,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如果不能有实话实说,不仅无法成功鉴宝,还可能“变废为宝”,这样的评论,在公众眼中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呢?

第三、泡沫化。当代文学评论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是,评论价值迷失。随着大量空发议论、敷衍成篇、东拉西扯的评论出现,文学评论不仅失去了评论的风骨,也失去了基本的品质。而相对于甘于平庸的平庸,另一些伪装高大上的评论更令读者生厌,这些批评文章晦涩难懂、术语连篇,看上去很有内涵,实际上根本没有深入的个人思考与价值评判,甚至连评论对象都没有真正搞清楚,如此故弄玄虚当然只会将读者赶走。

第四、疏离化。文学评论在日渐功利化的同时,也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使得奇文共赏之的文学评论传统走向瓦解;学院化评判体制之下,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写作者的写作逻辑中来,文体的学术化僵硬、西化现象以及刻意的学术化成为暗潮,文学评论越来越与文学现场、与读者的关系趋冷,导致了文学批评与文学本身的疏离。众多批评家搬用外国批评理论来解读中国文本,可在具体而生动的中国现实面前,再多的解释、注释也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于是文学评论在日益远离公众关注的同时,也与本土文化、与当代社会日益疏离。一句话,文学评论上不了“西天”,又接不了地气,这样的评论无论从文体还是内容看无疑都是极其尴尬的。

2、以何为美:乱象背后的审美体系缺失

与胡乱吹捧相对应的,是过去几年评论界屡屡出现的对攻局面,以及媒体刻意组织的一些“直言不讳”的狠评、酷评。如果上述两种看似对立的评论态度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审美标准的缺失。

当代文学评论经历了又破又立的发展历程,引入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辗转前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突破了审美趣味的局促与狭隘,将文学审美从圣坛拉回民间,从精英回归大众,从艺术回归生活;另一方面,也在审美的自我解构中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即面对文学创作的“过度娱乐化”、非理性化、低俗化和媚俗化,文学评论逐渐丧失了判断的准绳——文学评论是审美的过程,但什么是美呢,当老革命遇上新问题,老革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从更广阔的社会学角度讨论,文学评论审美无力背后,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中社会价值观的缺失与迷乱。当社会变革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有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基本价值评判标准也发生急剧改变,这本是转型社会的必然现象,问题在于,高速发展之下,精神价值缺失与审美价值迷乱成为发展的伴生症,时代的病灶反映于文学,也令文学评论无所适从:普遍的价值多元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之下,何以审美,又以何为美?

3、标准缺失:只有争鸣,没有共鸣

当下的文学评论,早已经告别作家与批评家“围炉夜话”的时代,共识难寻,对立成为常态。

评论者相互对立。对一些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争鸣本该是常态,但在价值标准和艺术标准缺失的背景下,无论是面对《炸裂志》这样的煌煌巨作,还是《小时代》这样的争议之作,批评界永远各说各话,观点各自表达,惟共识难寻。

评论者与创作者对立。许多创作者直言从不看文学评论,而评论者则在“捧杀”与“捧杀”之间选边站,以致只见评论,不见回应,只有质疑,没有解释,只有对立,不见共识。当评论与创作成为两条平行的直线,文学依然是文学,文学评论还是文学评论吗?

评论者与读者对立。全媒体时代冲击下,无论学院评论、作家评论,还是媒体评论,都在日益远离读者群,对于读者来说,一句来自微信群的推荐,远比媒体几个版面的评论更有说服力。当文学评论失去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之间的桥梁作用,只能无奈走向寂寞。

文学评论提倡百家争鸣,但不能只见争鸣没有共鸣,中国自古文论的传统,从不缺乏争论、置辩与辩驳,但也总有笔下厮杀堂前酌酒的雅士之风。然而摆在人们眼前的,只有文学评论现实版的炸裂志与小时代,炸裂式的意见表达背后,终究是透出一个小字。

价值多元之下,共同标准是求同存异的前提,有标准地欣赏,继而有标准地批评,才能建立文学的公共空间,也才能实现文学评论与文学之间的相互滋养,这也是建构一个学术与精神共同体的基础所在。标准的缺席,这是当代文学评论的命门所在。

4、窄路之窄:文学批评失去了时代担当

种种乱象背后,是文学评论土壤日益贫瘠的事实,土地欠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土壤从此失去孕育希望的能力。在文学评论的土质进一步恶化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会产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解,而在今日中国,社会观念的急促转变正在产生无数新的“哈姆雷特”——社会价值观与阅读习惯改变了,文学创作改变了,文学评论该如何继续引导全社会的文学审美?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文学评论是文学的镜子,面对一个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时无刻不在更新中的中国社会,文学评论该如何穿越迷雾去发现并诠释时代的本质?

这或许就是文学评论重重病灶的根本所在,当文学评论在传统观念的影响、西方现代理论的冲击、新的话语体系寻求中迷茫失路,失去了理解时代的能力,也就是失去了评论文学的能力,失去了对读者精神关怀的能力。

有心的读者未必能作出高明的评论,却可以提出高明的问题。读者不是评论家,但却时刻感受着时代的体温与文学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才真正决定了文学的风向。当文学评论失去了对时代心灵的感受力,失去了与读者的共鸣,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凋零就成为必然。

最值得警惕的是,失去时代担当的文学评论,势必日益被庸俗化、商业化感染,令文学评论的土壤进一步劣质化。

真正的文学评论,应该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从文学评论方式中,本该能够认识到某个时期的艺术思维程式;从评论观念本应能透析出当下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评论话语中本当能够发现时代的心灵,这样的文学评论才是具有时代担当的评论。真正的文学评论不是追逐时代的影子,而是登高望远,眺望时代的全貌,发现文学的本质,才能发出宏阔而准确的评论,说出时代的声音。

二、全媒体时代的文学评论变局

在应对系统性危机的同时,文学评论还必须面对“全媒体”时代的转型与挑战,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

随着全媒体时代媒体技术及其媒体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网络界面掌控了全媒体时代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文学审美正在经历从审美乌托邦到审美平庸化的转型,传统形态正经历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型,网络、手 机、移动电视、触屏媒体、数字电影、3D 电影、数字杂志、数字广播、MP3MP4MP5、DV、卫星通讯等媒体和终端,将为文学需求不同的受众提供分众化的信息,这不仅将带来信息碎片化和受众碎片化,还将深刻改变文学的创作理念、 传播途径与阅读方式,文学已经被全媒体时代深刻改变,而新的改变还在发生。

文学评论与时代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当我们试图廓清文学评论的核心问题,就必须拉开视角,由全媒体时代的种种变化中进入,方可得窥真实,并对文学评论的危机形成更深刻地理解。而要重建文学评论的价值,也必须从全媒体时代的变化中破局——危机与挑战,在这里;重建文学评论的机遇,也在这里。

1、文学创作V文学评论 繁荣V冷清

载体形式和技术的转换只是外在,更重要的是,在全媒体的大格局下,中国文化的融合、转型与变革势在必行,但在进入全媒体时代之前,文学和文学评论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有关分裂的的叙事——繁荣与冷清、热闹与沉寂、发展与停滞,对应着当代中国对比强烈的现实,也对应着当下社会不安、焦虑、迷茫的精神表征。它和整个社会一样,急切地试图寻找着精神和现实的出口,但又深陷在重重困境中难以脱身。

这种矛盾性既体现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之间,也体现在文学评论内部,至少有三个层面:

一是文学创作热闹与文学评论相对寂寥的对比。比起文学创作表面的繁荣,文学评论无疑是寂寞的,无论是作品数量、社会关注度、社会影响力,甚至是创作收益的比较看,文学评论都在被文学创作甩远,相比留在公众视野中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正在日益远离公众、远离读者,渐渐成为一种被遗忘的艺术。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这种现象同样是可怕的,因为它使得文学创作正在变成一种未完成的创作。任何的文学创作,如果不经过文学评论的阐释和评价,而只是经过文化市场的检验,那么能够验证的就仅是其商业价值,可作为一个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因为缺少了画龙点睛的一笔,这样的文学创作依然是不完整的。

德国戏剧家莱辛曾说:“批评据说能把天才窒息,而我自谓从批评得到了一些类似天才的东西”。如果文学评论继续寂寥下去,困境中的当代文学创作是否会进一步失去那些仅剩的“类似天才的东西”。

二是文学评论表明繁荣和内在贫瘠的对比。如果仅仅从现象层面来看,文学评论依旧热闹,甚至呈现出一片众声喧哗的景观,尤其是大众评论的兴起更为文学评论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表面精彩。可为什么更多的表达却解决不了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批评的失语”的问题?是什么令文学评论繁荣却贫乏?

需要分辨的是,那些井喷的究竟算不算文学评论,是不是普希金所说的“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一旦文学评论失去了自己的评价尺度、评价标准,失去了自己的方法论,所谓的评论就只是一些即时性的、随意的、片段的感想、体会和意见,那么喧哗的依旧喧哗,贫瘠的依然贫瘠。

三是“思想之大”与“学问之小”的对比。陈平原曾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空疏”,也就是思想之大,学问之小。这样的问题是如此鲜明地呈现在文学评论的现实之中,比如现行体制内许多高校不满3000字以上、未在纸质刊物上发表的文学批评不算科研成果,而高校每年对老师均有科研工作的定量要求,于是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了:从形式上看,满目都是文学评论成果,但那些被架空的思想成果能算成果吗?

一部当代文学评论发展、变迁的叙事,其实也是当下各种社会文化发展变迁叙事的合力,文学评论无法自外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浩荡洪流。而文学评论的走向,某种程度上,就隐藏在这些看似矛盾的文化现场的冲撞、交集中。

2、全媒体传播V传统平台 大众评论V精英评论

全媒体时代于文学评论而言,最深刻的影响或许在于,全媒体传播带来的文学评论格局的演变。

众多发表在各类文学论坛、社区,以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上的文学评论,跟在传统平面媒体上传播的“正规军”共同构成了全媒体时代的文学评论格局。大众评论尽管不被传统所承认,却深刻改变了文学评论的固有格局,草根开始拥有话语权。

随之改变的,是文学评论的话语范式,有网友用“八股”和“八卦”予以划界:“平面书评比较八股一点;网络书评比较八卦一点。”有意味的是,传统精英文学评论面对草根的挑战,正在迅速地面临公众热情的流失。那些在传统话语模式中形成的习惯,如长句叠加、专业名词的堆砌、虚词的繁复等,被证明并没有帮助传统评论留住读者,反而令读者远离。根据网络调查,相比那些专走精英路线的影评、剧评、书评,网友更愿意读豆瓣、微信群的评论留言,即使那是零碎的散章,且不被专业评论者所认可。

文学评论的去精英化,是与文学的去精英化同步的。文化和文学的民主化,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垄断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局面,使得更多的大众能够参与到文学和文化活动中来。但是,如同文学去精英化带来的副作用一样,虽然给大众参与文学评论提供了可能性,却不能保证这种参与的质量。

在现有文化环境下,娱乐至死的文化范围直接引发了文学评论犬儒化、无聊化、欲望显性化的倾向,它们一方面与沉重的精英文学评论构成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反差获得公众的追捧,令精英腔调的文学评论进一步被边缘化。

一个亟待理清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评论。如果说只有具备学理性的评论才能称之为文学评论,那么,随着大量粗制滥造的流水线式评论出现在传统传播平台,精英评论的合法性就难免受到公众质疑。逻辑上难以自洽的是:既然一些研究不深、粗枝大叶、浮光掠影的评论也能被称之为文学评论,那么那些为公众喜闻乐见的多媒体平台上的评论为什么不能被称为文学评论呢?

变局之下,传统的边界正在被打破。不可否认的是,大众评论在理论素养、写作技能等方面有种种不足,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在文学批评的危机边缘,正是一些“不够格”的草根评论守住了文学评论的底线。

草根大众评论会根本上颠覆精英写作吗?至少从现在看来,这无疑将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更值得思考的是:当人人都开始评论文学,文学评论又该何去何从?

或许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评论迎来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既必须整合各种学理、理论冲突,又必须面对不同媒体平台的矛盾与共存。它需要为精英找到共识,同时也需要面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草根评论的兴起,并要在两者之间找寻平衡,突破固化的评论体制,重建被全媒体时代重塑的文学评论格局。

3、浅文学V深文学 在场 V缺席

全媒体时代文学审美表征呈现为娱乐化、平面化和大众化。大众审美趣味的转变和文学创作迎合大众,靠拢消费的必然变化是浅阅读的兴起与深阅读的退场。

与之相对应的是,浅文学的流行与深文学的落寞。网络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图书市场成为公众阅读的主渠道,而玄幻、仙侠、穿越、职场、官场、后宫小说等浅文学作品成为市场的主流。一个被出版界反复提及的案例是: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旗下刊物月发行量比最有名的几本传统文学期刊加起来还多。

与这种趋势相对应的是,文学评论在浅文学领域的缺席。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于,专业文学评论者不屑于进入上述文学场域,甚至不认同网络文学、青春文学是文学,当全媒体时代引出一条新的河流,精英们依然将脚留在过去的河流里。

问题在于,无论是否被承认,新的时代大幕已然拉开。在青春文学等浅文学被市场热捧的背后,实则是社会整体文化心态、阅读心态的转变。

在日益开放的全媒体时代,我们却无奈面对着传统精英从精神到写作的自我缺席。在心理上,他们已经同构于多年来固化的利益结构,任何可能改变这一传统结构的改变都可能引发他们本能式的拒绝。

这种矛盾的后果是,我们整个时代失去了对变化中的文学的描述能力:没有浅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不完整的,但是浅文学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80后创作的优缺点是什么?如何这评价这一代新作家和他们的写作?我们的文学评论却没有做出回答。这样的损失不仅属于文学的,也属于文学评论本身。

面对全媒体时代新的文学形态,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文学评论界迅速在场,并且建立新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架构,进入而非主动离开这条变化的河流。没有人可以自外于一个时代的到来,问题只在于,当新的时代出现时,你是在场,还是缺席。

4、斗争武器V消费产品 学院V媒体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六十年,按照现在当代文学研究习惯上的划分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批评是政治批评,文学评论用这个标准来判断是批评武器;后三十年,新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则成为了一种生产,成为了一种消费时代的话语生产,不仅文学创作成为了一种消费,文学评论也成为了一种消费。

今天的文学评论是对过往的一种反思,同样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80时代的文学评论可以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而今天的文学评论却被商业化写作占据,时代的种种变化下,是否文学评论的独立品格也注定没入历史的大幕中?

与这个命题相对应的是:文学评论如何在学理和媒体之间找到平衡。

全媒体时代的显著特征是:电子文化压倒纸质媒体,大众媒体压倒精英文化。文学批评离不开传媒,必须通过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然而进入全媒体时代,面对刊物、书籍报纸副刊、网络电视、排行榜、研讨会或者新闻发布会等全媒体传播形态,文学评论的路却越走越窄,为什么?因为评什么不评什么,发什么不发什么,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言说,从进入媒体传播那一刻起,就受到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果说在“两眼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年头里,评论者正好心无旁骛秉“书”直言,那么在媒体时代里,能否对现实利益保持足够的警惕,保持文学评论的纯正,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在全媒体时代,如果仅仅在一种学理层面来完成文学评论,当然会将文学评论带到一个曲高和寡的窘境,但是反过来,没有这样的学理模式,或者因为媒体考量放弃掉学理的严谨性,文学评论还是文学评论吗?两者如何结合,或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文学评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文学评论的重建:找回传统、理解时代与创新生存

每种文学形态都从他的传统里走来,经过现在,走向未来。过去往往值得怀念,现在通常矛盾重重,未来总是不可预期。文学评论亦然。现在文学评论必须面对一个沉重命题:向何处去?

传统中包含着历史逻辑,能否意识到它并遵循它的规律,是挑战,也是生存的锦囊。传统注定会被带进现时的文化结构中,变成“现在”。而现在文学评论的际遇,又会为未来的全媒体传播形态和文化结构所形塑。过去之门没有关闭,而未来之路,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穿越文学评论的乱象与变局,在传统与创新,过去和未来之间找到文学评论的重建之路。

1、找回传统:重建文学评论的精神品格

文学的成长、文化的传承以及文明的培育中——文学评论在这个过程中,功用与价值何在?一个本来没有疑问的疑问,现在成了一个疑问。在文学评论面临价值质疑的当下,如果我们以历史为线索,将会发现什么样的答案呢?

文学评论,本该是文学的一面镜子,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本该为文学正衣冠,帮助大众理解文学,帮助文学理解自己,进而更好地理解并诠释一个时代。

但是,现在文学评论似乎连镜照自己的能力也失去了。评论的价值不仅被忽略,甚至被污名化,评论者自我游离乃至缺位,在读者的眼里,文学评论如果不是作品的广告,也只是小圈子的游戏。专业文学评论作者可以是作家的吹鼓手,是朋友间的捧场,是宣扬政绩的工具,唯独不再是烛照作品的“镜”与“灯”,是作家的“知音”、“诤友”,是文学与大众的沟通之桥。

某些迫切的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答:文学评论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有标准,只有找到这些答案,文学评论才能重新找回在文学、在时代中的位置。

这需要文学评论摆脱一切商业化、功利主义和各种人际关系的影响,不论外部发生怎样的变化,都必须最大限度维护其独立价值,要让读者觉得文学评论是可以信赖的。以此为基础,文学评论才能回到问题的根本,去发现文学的审美,寻找文学的精神价值,解决困扰已久的理念之争。换言之,如果无法找回应有的独立品格,对文学评论系统性危机的解决就无从谈起,因为失去尊严的文学评论也不再是文学评论了。

由此,我们可以把重建文学评论的精神品格,视作化解文学评论系统性危机的第一扇门,能打开这扇门的,是文学评论作者们,遗失的传统只有靠他们自己找回来。

2、理解时代:文学评论要站在时代的高岗上

物质化的喧嚣中,在转型时代的剧烈变革里,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们争相发言,却又倍加困惑。当代中国文学对时代的欲拒还迎,归根到底是对时代脉搏的难以把握,那么文学评论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

文学评论终究要尝试理解这个时代,不仅要理解时代的精神焦灼与惶惑,而且要超越同情之理解,在对文学的解读与品鉴中为时代找寻答案。这里的“时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仅关乎宏远与崇高,也关乎命运与人心,关乎理想的追寻,也关乎现实的困境,关乎梦想,也关乎梦想之难以实现,关乎人类基本价值,也关乎民族的特性。文学评论应该关心时代变局中最深刻的变化,也要关心变化中那些坚若磐石的,不变的永恒价值。唯此,文学评论才接上了时代的地气,理解时代才能为时代所理解,了解人心才能够打动人心。

从文学评论与文学的关系解读,如果文学与文学评论在对时代的解读中,一个雾里看花,一个醉里挑灯看剑,结果当然是一笔糊涂账。反之,文学评论读懂了时代,就读懂了中国文学。

然而当现实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更需要文学评论在“生机勃勃、乱七八糟”的中国文化现实和文学创作的纷繁乱象中保持一份独立与冷静,做一个合格的守望者。如果说,文学正在与中国一起走出历史的三峡,那么,文学评论可以在峡谷的四周守望、观察与提醒,唯独不能置身其中随浪奔浪流。

一个困扰中国文学评论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文艺评论只能起到一个简介的作用,而做不到西方类似《纽约书评》或者泰晤士报副刊那样深深影响文学与读者。专业能力之外,原因或许是:无论专业作者还是业余爱好者们都易受偏见左右,从而失去了文学评论的公信力。文学评论从不拒绝质疑、争辩甚至对攻,但一切的质疑、争辩与对攻都应该是对话的基础,应该是为了建立共识而辩论,而非在辩论中消灭共识。

如何重新获取对时代的观察力与理解力?也许,文学评论者需要爬上时代的高岗,眺望时代的平原与峡谷,找寻时代的精神与灵魂,读出时代的心灵。

3、创新生存:融入全媒体时代 条条大路通未来

全媒体时代,既无从回避也已无可阻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文学评论在全媒体时代的生存之道。

首先,文学评论必须习惯困境中的生存。那种震撼人心的、集体共鸣的的文学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化的全球化和多样化,网络的超速发展,消费社会的迅速扩张,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等等,都决定了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命运:在后工业化、后现代社会,处于困境中可能是其贯穿始终的命运。

那么,困境中的生存一定是绝望的生存吗?困境中的文学评论一定代表着数量、品质和影响力的下降吗?答案都是否定的。

事实是,全媒体时代在文学评论带来冲击的同时,互联网传播无疑也给传统文学评论的传播提供了便捷,问题只在于,文学评论如何找到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策略。

一个可行的策略是:让学院评论和媒体评论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媒体评论必须找到全媒体传播的有效途径和话语策略,探索全媒体传播策略,重建公信力与权威性,打造全媒体时代中国文学评论的《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而学院评论应该把重点放在学理性研究上,从而给与媒体评论有力的学术支持。学理性研究不需要也不可能如同畅销书一样流行。让该热闹的热闹起来,该寂寞的寂寞,不是坏事。

在碎片化的时代,多数人的注意力很难持久,孩子们养成了超文本链接的浏览习惯,很难完整地看一本书,遑论厚重的文学评论,但安静的阅读依然被时代所需要,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对文学作品深刻的见解,对文学现象富有洞察力的解读,始终会被精英人群所需要。

但这不意味着文学评论要拒绝碎片化时代,固守在过去的堡垒中。文学评论可以也必须保持对文学作品、阅读、研究的思想高度,但面对人们在社交网站和微博上讨论问题,发表看法这种“轻重量的社会姿态”,文学评论界应当迅速行动起来,无论大众评论还是精英评论,都应该共同寻找全媒体平台上的话语方式。

也就是说,文学评论在全媒体时代的生存策略,不是抛弃或逃离,也不能困守,而要找到文学评论内部力量,以及文学评论与外部世界的对话方式。

另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多元共生。文学评论要调整评论与创作、评论家与作家、评论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直面草根评论与新生代创作的兴起。这需要理论体系的重建、价值观的重建,但首先必须要有共融共生的态度。

各种自我划界的群体、力量必须停止对立,寻求对话,找到共识。全媒体时代,文学大门几乎向所有人开放,文学评论不再只属于精英群体,但也并非没有门槛,大众评论必须建立理论建设、自觉意识的培养和方法与能力的训练,才能真正进入文学评论的大门。

一个曾经只对精英开放的通道就在时代的变迁中一点点打开了,新的文学评论时代,不是大众对精英的造反,或者精英对大众的再教育,而是所有人在这个变化的游戏中改变游戏规则,共建大众评论与精英评论共存互补的文学评论格局,更广泛地进入包括浅文学在内的文学场域,合力重建文学批评的学术价值与传播价值,实现批评主体的回归,为文学评论找到在全媒体时代的辽阔未来。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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