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灭前的疯狂,为何三次国庆阅兵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

  1976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

华国锋 1921年2月16日,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华国锋出生。 人物简介 华国锋原名苏铸,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受过中等教育。“华国锋”这一名字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1938年,年仅17岁的华国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华国锋任山西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山西交城县委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华国锋随军南下。1949年8月,任湖南省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52年,调任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县委书记。1954年,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始终追随毛泽东,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在周恩来去世后接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被毛泽东选为继承人。毛泽东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地位受到江青及其同伙的挑战。1976年10月,他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协助下,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主要成员,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随后,他继任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与文革 华国锋1976年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利用毛泽东给他的“你办事,我放心”六字批示,控制住了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一起粉碎了“四人帮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9月11日,华国锋便找到李先念,首次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是一个温和的政治家,但并不软弱,并不昏庸,在清除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显示出他非凡的魄力与智慧。华国锋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关键和重要的。华国锋的身份决定了其行为的合法性。除华国锋以外,江青等激进派也好,叶剑英等元老派也好,其许多活动都受其身份的限制,不能公开化,不能形成体制内的决议和力量。王洪文就曾让其秘书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有重大情况报告王洪文办公室,华国锋随后一道电话便使王洪文的通知效力归零。很难想象,没有华国锋的主动表示,叶剑英等人敢在华国锋面前提出逮捕江青等人的问题。汪东兴、吴德等亲自参与清除“四人帮”的重要人物都在回忆录中指出,华国锋是清除“四人帮”的首倡者。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但在毛泽东去世仅仅二十七天,就采取果断措施,逮捕了毛泽东的夫人与侄儿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华国锋的行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据人民网资料,毛泽东去世后“ 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亲自下到某坦克,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华国锋与李先念、叶剑英商量过后,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一举将“四人帮”抓获。 主要经历 1921年2月16日,华国锋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原名苏铸。 1938年,投身抗日战争,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 1940年,任交城县各届抗 日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 1949年以后,在湖南湘潭任县委书记、地委专员等职务。 1968年,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6年,在周恩来去世后接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 1976年10月—1981年6月,任中共中央主席。 1976年10月—1981年6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76年2月—1976年4月,任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4月—1980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 1981年6月—1982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82年10月—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

国庆阅兵是一个国家极其隆重的大事,是国威、军威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建国以来,毛泽东在这里多次检阅了国庆阅兵。但是却有三次阅兵,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笑的很勉强。

  一月八日,失去了周恩来。

  1 月8 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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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六日,失去了朱德。

  7 月6 日,朱德委员长悄然逝去。

开国大典阅兵毛泽东“又愉快又不愉快”

  九月九日,失去了毛泽东。

  7 月28 日,唐山发生7.8 级强烈地震,死亡24 万多人,重伤16 万多人,百万人口的唐山市被夷为平地..9 月9 日,毛泽东主席走完了最后的征程。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开国大典之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有日制九七式“老头坦克”、150毫米“花炮”、德制七九步枪、捷克式轻机枪…………这些受阅的“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有一辆装甲车驶到天安门西侧,还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多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开上前去把开不动的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城楼上的毛泽东对眼前的这一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就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

  三颗巨星的陨灭,使一九七六年的国庆节黯然失色。人民的共和国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自己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空空荡荡。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索,金风吹落一片片枯叶。人民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连一辆小轿车也不见。

  然而,在1976 年,在人民共和国27 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55 年的历史上,最最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大事件,还要数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场斗争。

当时中苏两国摄影师在天安门城楼上都拍下了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然而遗憾的是,苏联人拍摄的彩色胶片随后在北京饭店因吸烟失火而不幸烧毁。如今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经常目睹的只是中国摄影师拍的那些黑白画面。

  没有浩浩荡荡的游行。没有嘉宾满座的国庆招待会。没有火树银花般的灿灿焰火。没有撼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四人帮”,指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主席生前,早在1974 年7 月就揭露和批评了他们结帮营私的嘴脸,警告他们不要再搞“四人帮”。但是这四个阴谋家和野心家,却执迷不悟,不肯改悔,继续利用“文化大革命”实行他们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们更加快了步伐,图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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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庆祝国庆的仪式,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举行了“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国庆座谈会”。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凭着他们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和关心,凭着他们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正敏锐地观察着“四人帮”的一举一动,商定和部署应变措施。

从这些历史镜头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腾时,毛泽东的表情却始终凝重,很少出现笑容。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毛泽东后来解释: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那是国庆的前夜——九月三十日,暮霭浓重,天安门华灯初放。

  9 月9 日凌晨零时10 分,毛泽东主席病逝。3 小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治丧问题。一项项议程,包括成立治丧委员会,起草并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群众吊唁,追悼大会等,一一讨论通过。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一直没有开口的江青,突然要求发言,她充分利用她是毛泽东夫人这一特殊身份,不可一世地发号施令:“我的意见,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不要光顾治丧,而忽视了批判邓小平。从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她昂起头,一个一个地看政治局委员的反应,见大家没作声,又强调了一次:“批判邓小平,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等人后来回忆,当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足足站了6个小时没有休息。当新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天安门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了声震如雷的掌声与欢呼声,阅兵达到了最高潮,此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七时整,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极为严格的顺序,鱼贯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纷纷起立致意。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着起哄,逼着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表态。华国锋沉默了许久,终于表了态。“ 对邓小平当然要继续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江青马上打断了他的话,蛮横地说:“批邓小平批了快一年了,还是批而不倒,不是很危险么!我这里掌握了很多材料呢!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的问题,政治局做个决定,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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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头的是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华国锋,留着平头,壮实的身躯,一身中山装。

  江青这个突然提出的“建议”,给政治局出了个大难题。许多委员心里是不同意的,但考虑到毛泽东刚刚去世,对他的夫人又不好硬顶。这时叶剑英发言了,他用劝慰的口吻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些!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我们现在要办的事很多,但第一位应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正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更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国庆一周年阅兵毛泽东说:如果真遇到打炮,谁也不许跑

  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由于毛泽东在病逝前为他题写了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叶剑英的话说得合情合理,首先得到了华国锋的赞同,他沉痛地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第二次国庆阅兵队伍。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还没有来得及换装,参加阅兵的部队只是换上了新军装和大檐帽,所携带的仍是战争年代缴获的各式轻兵器。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驾驭的1900匹白马以6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紧跟在华国锋之后,便是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本书的主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不过四十一岁,留着小分头,在这支高层领导人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一九七六年那三次举世瞩目的追悼大会,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许多同志纷纷表示同意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连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不好再反对。江青突然站起来高呼口号:“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这次阅兵,毛泽东心情并不轻松,因为当时国内外形势都十分严峻。朝鲜战局由于半个月前美军实行了仁川登陆而迅速恶化。炮火就要烧到鸭绿江边,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在国庆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朝鲜领导人发来的请求中国出兵救援的信。而此时的国内残余反动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国庆节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报告,破获了一起国外特务图谋在国庆庆典时炮轰天安门的案件,并搜到一门解放前遗留下的旧迫击炮。

  一月十五日,首都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然而,就在这时,江青的文件包里,还装着整华国锋的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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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一日,首都举行追悼朱德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邓小平已在四月七日被撤职)。

  9 月10 日清晨,才8 点多钟,几乎是彻夜未眠的叶剑英就已经醒来了。

在过去革命战争中便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气概的毛泽东此时虽然日夜思考对策,却仍镇定自若。在上天安门前,他对周围的人说,如果真遇到打炮,谁也不许跑。

  九月十八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

  按照作息时间,他夜晚办公,上午该休息到10 点左右才起床,可是今天,他再也睡不着了,索性起身来到办公室,坐在写字台前的高背藤椅上,闭目沉思。一有所得,他便信手在纸上记下几个字。

检阅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中南海颐年堂住所,随即召开关于是否出兵朝鲜的会议。经过多少个彻夜不眠的讨论,10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震惊世界的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此刻,当他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时,不知因踌躇满志,还是年轻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稳缓的华国锋旁边,并排而行,眼看着要超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识到在这种气氛严肃、讲究顺序的场合超前一步会招惹一场风波,他赶紧收住乌亮的皮鞋,减缓步频。缩短步幅,跟华国锋拉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第二号”的位置。

  叶剑英觉得,眼前的局势,犹如一场战争,到了最后决战的关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要彻底打败对手,比赢得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更复杂、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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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洪文之后,是一位身穿军装、戴一副眼镜的长者——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中国军界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这位七十九岁高龄的元帅,早年追随孙中山东征北伐;后来多年在最高统帅部,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一起,为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足智多谋,文武兼备,完全有夺取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国庆10周年阅兵逼毛泽东下决心 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

  在叶剑英之后,那长长的队伍依次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兵,如何遣将,如何指挥,如何克敌制胜。叶剑英认识到,要粉碎“四人帮”,还必须依靠人民,依靠党中央的绝大多数同志。同“四人帮”作斗争,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要彻底打倒“四人帮”,则还需要再做工作。有一个人的工作非做好不可,此人就是华国锋。因为若干年来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使人们不敢不执行毛泽东的任何指示,更不要说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决定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提议任命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不便越过他直接指挥这场斗争。

这一年6月,苏联通知中国,在核武器技术援助方面要“推迟两年”。而就在这次国庆阅兵时候,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撤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城楼上的毛泽东听到这话,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那也好”,随后便同身边另一位外宾胡志明谈笑,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其实,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中国要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毛泽东随后在党内会议上说道:“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叶剑英决定要找华国锋好好谈谈。

此后,由于我国国庆典礼制度的变化等原因,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阅兵,国庆10周年阅兵也就成了毛泽东最后一次阅兵。

  按照事先审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发言顺序,“工农兵学商”代表一个个念着稿子。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而直到此时,叶剑英对华国锋可以说很不熟悉,很不了解。华国锋参加革命工作比较迟,叶剑英早年同他没有接触。

1959年10月1日,国庆10周年阅兵大典的规模远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国庆阅兵。在大大拓宽了的天安门广场上,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的阅兵队伍接受了检阅。

  王洪文板着面孔,正襟危坐,摆开一副“领袖”的架势。江青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不时闭目养神。张春桥那双三角眼,透过眼镜片,悄悄朝叶剑英脸上“扫描”,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姚文元则低着头在看稿子——因为这个座谈会的报道要在明天的所有的中国报纸上以头版头条地位登出,作为“舆论总管”,他不能不把报道细细地推敲几遍。

  1970 年,叶剑英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被流放到湖南,当时华国锋是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上,两人只在集体场合会过面,没有谈过话。华国锋调中央工作后,两人仅限于工作上的来往,没有深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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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厅里响起尖锐的女声。那是以反对“师道尊严”而闻名全国的黄帅作为学生代表在发言。她已从小学生成为中学生了。

  1976 年2 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与此同时,叶剑英却接到了另一份中央文件,声称他“生病”不再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他的身体同以往一样健康!

最令人兴奋的是,人民解放军“五”字开头的新式武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九式坦克、歼五型歼击机等新式武器也纷纷亮相,这些武器基本都是中国自已生产的。不过在世界范围内,此时一国军力强弱的主要标志已不再是新型坦克和喷气式歼击机,而是美苏英已经装备的核武器和远程导弹。

  黄帅念完发言稿之后,吴德站了起来,对着话筒说道:“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1976 年4 月5 日,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被镇压,在“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口号声中,华国锋作为毛泽东主席继承人的身份被公开确定下来。

在阅兵时,毛泽东同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彩色纪录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虽偶有笑容却比较勉强。庆典空前隆重,毛泽东的心情却很不愉快。原来这时候一方面中国国内经济正处于十分困难的状况,而另一方面原本答应给予中国核武器技术援助的苏联却突然变卦。

  顿时,王洪文转过头来,江青睁开了眼睛,张春桥的目光离开了叶剑英,姚文元也不再看清样了,他们八只眼睛都注视着走向话筒的华国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出现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含义:它表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第二十天,中共中央主席依然空缺。谁当主席,还不得而知——是华国锋,还是江青、王洪文?然而,第一副主席这“第一”两字,又似乎表明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主席的继任人。

  尽管华国锋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上台的,但叶剑英从几件事上,发现华国锋同“四人帮”是有区别的。一件是7 月初的事,当时毛泽东主席病情日益加重,“四人帮”却要在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病情的文件中,写上毛泽东“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这种违背事实的做法遭到了叶剑英等人的坚决反对。华国锋在会上没有发言。但在会后签发文件时,他毅然删去了这十个字。另一件事发生在8 月里,叶剑英去看望华国锋,华国锋在门口等候,并亲自为叶剑英打开车门,表现出他对叶帅的敬重。谈话中,叶剑英说到,“有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企图以此同解放军对抗,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华国锋当然知道这是“四人帮”的主张,“四人帮”

这一年6月,苏联通知中国,在核武器技术援助方面要“推迟两年”。而就在这次国庆阅兵时候,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准备撤回在华专家,并不再提供核技术帮助。城楼上的毛泽东听到这话,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那也好”,随后便同身边另一位外宾胡志明谈笑,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双眼一直紧盯着在那里念发言稿的五十五岁的华国锋,对那“第一”两字恨得直咬牙……

  指挥不动解放军,所以想发展民兵作为自己的武装力量。他沉默了一会说:“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中国要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毛泽东随后在党内会议上说道:“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在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华国锋这一回的讲话最简短,几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

  有了这样一个底,叶剑英也就有了做好华国锋工作的信心。他当即乘车来到华国锋家里。在客厅里坐定之后,叶剑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现在毛主席去世了,你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呀!”

此后,由于我国国庆典礼制度的变化等原因,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阅兵,国庆10周年阅兵也就成了毛泽东最后一次阅兵。XLW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华国锋请叶剑英喝茶,自己也端起茶来呷了一口,这才说道:“这个,我还没有想好哇!”

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

  当华国锋结束了一分多钟的国庆讲话之后,座谈会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非常时刻、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没半点欢乐的气氛。

  叶剑英认真地说,“你没有想好,人家可是抓得很紧喽。”他把“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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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二字咬得特别重。停了一下,他又说:“过去,你是副主席,有主席在,有些事情你不好处理。现在主席逝世了,你就要站出来,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该下决心的要下决心啊!”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向“王副主席”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一定照办。”

  华国锋只说了一声“难啊”,就岔开了话题。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十月二日:急拍“标准照”

  看来这一次只能谈到这个地步了。叶剑英告辞了。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可是“四人帮”紧接着又玩出了新花招。9月10日晚,王洪文布置秘书廖祖康、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他们架起17部电话,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直接与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通话,传达两条王洪文的指示:一、在为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想把控制各地方政府的大权,揽到王洪文手中,架空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米士奇的电话后,十分奇怪,便直接打电话向华国锋询问。华国锋大为震惊,当即向叶剑英问起此事。叶剑英也不知道。他们估计一定又是“四人帮”背着中央搞了小动作,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各地,澄清事实,并强调指出,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坐到摄影灯光下。

  “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被挫败了。但是,知道内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头的危机感更重了。邓颖超、陈云、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等人,都设法同叶剑英联系,商谈怎么对付日益猖獗的“四人帮”。由于斗争的复杂性,每次谈话时,叶剑英都要开水龙头或者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拍几张黑白的,也拍几张彩色的!”王洪文吩咐道。

  9月12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去看望聂荣臻元帅,谈到“四人帮”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咔嚓,咔嚓……”拍完之后,摄影师正想收拾灯光,王洪文却吩咐秘书说:

  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聂帅一字一句地讲了一段话,让杨成武赶快去转告叶剑英。聂荣臻说:“ ‘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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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军装拿来,拍下我的军人形象。”

  杨成武当即赶到叶剑英住地,转达了聂帅的意见。叶剑英对杨成武说:“回去转告聂帅,我与他有同感,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

怎样的一种较量?

  又是黑白的,彩色的;戴军帽的,不戴军帽的。

  接连几天,叶剑英又去找华国锋谈心,仔细地向他分析当前的局势,希望他能站出来,担负起斗争的责任。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总算都拍完了,摄影师以为完成任务了,收好了灯光和照相机。

  可是,华国锋还是下不了决心。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忽然,王洪文想起了一桩要紧的事:“再给我拍几张!”

  9月16 日,“四人帮”在他们控制的宣传舆论工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抛出了一条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狂妄叫嚣“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很显然,“四人帮”已经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还要拍什么“形象”呢?

  叶剑英又一次来到华国锋家里,找华国锋谈话。叶剑英从历史讲起,讲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几次危机和转折。华国锋听得很认真。叶剑英注意到他神情的变化,乘机问他:“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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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脱下军装,居然又重新穿上中山装。直到他对秘书说“把像章拿来”,摄影师才恍然大悟。

  华国锋将身体朝叶剑英贴近了些,说:“叶帅,你讲的那些,我都赞成。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王洪文在胸前别上毛泽东那“光芒四射”的像章,又坐到照相机前。哦,这一回要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象!

  不过,党内还有那么多老同志,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怎样?”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折腾了半天,摄影师才算给“王副主席”拍完了“标准像”。

  叶剑英说:“你应该多到老同志那里去走走,多找他们沟通思想嘛。”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据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总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五十三张,穿军装的十六张,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

  华国锋有点为难地说:“叶帅,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资历又浅,在老同志面前,论党龄,我是晚辈;论年龄,我更是晚辈。我去找他们,他们不理我怎么办?”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一口气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之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叶剑英明确地说:“我支持你。你去找他们,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能站出来斗争,老同志们不会不支持!”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华国锋站起身说:“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我就干!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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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9 月18 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第二天,江青就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并且提出不要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参加,而不是政治局常委的江青、姚文元、毛远新都要参加。在王洪文、张春桥的支持下,会议召开了。江青摆出架子,东拉西扯地说了半天,最后才说到正题上。原来她要以毛泽东的“妻子兼秘书”的身份, 接管毛泽东的文件书籍。华国锋没有同意,仍坚持由中央办公厅暂时封存,江青一伙便胡搅蛮缠,一直闹了四、五个小时。华国锋最后仍然没有让步。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正是这场大闹,使华国锋更清楚地看透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9 月21 日,华国锋亲自去拜访李先念,请他传话给叶剑英,请叶剑英“务必想个办法解决”“四人帮”问题。

遭邓小平批评的上将是谁?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使命。叶剑英同李先念在收音机噪音的掩护下密谈,这次谈话对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并付诸实行,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当摄影师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

  在此同时,“四人帮”也在紧锣密鼓地行动。9 月21 日,王洪文亲自乘飞机去上海,了解给上海民兵发放武器的情况。从8 月15 日开始,“四人帮”

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

  在上海的爪牙,突击下发了各种枪枝7 万多支,大炮300 门,各种弹药1000 多万发!上海全市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此后,张春桥、王洪文又不断向上海发指示,要上海“准备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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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廖,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时的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校学生,基干民兵。廖祖康的养父廖士元,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木工。

  9 月29 日,“四人帮”一伙又大闹政治局,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华国锋坚定地回击了“四人帮”的无理取闹,使得江青一伙对华国锋恨之入骨。然而,华国锋也从这次会议看出,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四人帮”问题,确实是行不通的了。

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

  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用召开会议的方式,请“四人帮”到会,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当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叶剑英说,这是一着“险棋”,但又非走不可。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十月七日举行。

  华国锋终于同意了。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

  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叶剑英又找到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汪东兴当即表示:拥护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决定。他们又研究了具体的行动部署。

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10 月1 日,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嚷要“开除邓小平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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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10 月2 日,王洪文私自拍摄“标准相”,准备夺权后上台时使用。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

  10 月3 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要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修正主义!”他这是明目张胆地影射华国锋、叶剑英是“修正主义”。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十月三日:在平谷县“吹风”

  同一天,江青也得意忘形地拍了17 张“标准相”。

湖南是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湖南也是出干部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的负责人是捧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回省作传达,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也是坚决站在华主席一边……XLW

  十月三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10 月4 日,“四人帮”以“梁效”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华国锋,刚开始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县委书记,却为何能够的到毛主席的赏识,一跃成为国家主席呢?这个天大的历史机缘是什么呢?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叶剑英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信号!解决“四人帮”的时间不能再推迟了。于是,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果断决定:先发制人!根据情况变化,提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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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心里的话。

  这时,社会上已流传开“四人帮”散布的谣言:10 月8 、9 、10 日首“特大喜讯”。上海商店里的红纸、鞭炮被抢购一空,准备“庆祝”。于是,叶剑英决定在10 月6 日动手。1976 年10 月6 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他学着毛泽东当年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问题:

  上午,王洪文、张春桥同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今晚8 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望准时出席。下午,姚文元也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说为了修订文献、改动文字,请他列席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答这样的“尖端”问题。王洪文捏紧了拳头,挥了挥,大声地喊出了两个字:

  下午3 时30 分,按照约定,汪东兴打电话给叶剑英,通知他去“开会”:“晚8 时政治局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小时到怀仁堂。”

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打倒!”

  这是一切顺利的信号。叶剑英当即命令身边的工作人员:“作好行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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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自问自答之后,借这个话题加以发挥:

  6 时15 分,叶剑英换上灰色的军便服,带上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出发了。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

  7 时整,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轿车准时停在怀仁堂门前。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负责执行任务的同志,也提前到达了怀仁堂。这批同志,都是汪东兴慎重地挑选出来,又经过叶剑英仔细审查的,每个人都完全可靠。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王洪文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

  一场特殊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1958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8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

  怀仁堂正厅内,一扇屏风将大厅一分为二。前厅仅留下一张专供叶剑英坐的高背沙发,斜对着厅门,其余空空荡荡。叶剑英端坐在高背沙发中,神情坦然。华国锋站在叶帅身边,目光直射正厅的大门。厅内安静极了,人们似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偶尔传来的蟋蟀叫声,更烘托出厅内的寂静。

1969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说到这里,王洪文提高了声调,把话讲得明白不过,如同一层窗户纸一般,一捅就破,谁都可以听清楚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1970年12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这个行将落网的人,会是“四人帮”中的哪一个呢?人们屏住呼吸,悄悄猜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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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命运之神好像在开玩笑。最先露面的,竟是号称“神机妙算”的军师张春桥。他夹着文件包,摇头晃脑,兴冲冲地踏进了怀仁堂。直到随身警卫被留在了门外,他才嗅出了一点异味,不停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没等他回过神来,行动组的几名同志已上前截住他,并“保护”他进了正厅。

毛泽东还看重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在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叶剑英严峻的目光逼得张春桥缓缓垂下了头。华国锋宣布了中央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张春桥像瘪了气的皮球,没作任何反抗,就乖乖地让监护人员带走了。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这表明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怎么忽地来到一个小县城说这番话呢?

  厅内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不过,人们紧张的心情一点也没有放松。

当然,毛泽东也在考虑,从陆续调到中央的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选择接班人。

  这里用得着当时流行的名同,叫做“吹风”。所谓“吹风”,就是给下边透点口风。因为是在基层“吹风”,话就可以讲得很随便、很明白。只要在一个基层单位说了一番话,很快就会通过种种“内参”渠道把漏出的口风“吹”遍全国。

  接着来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这个所谓“文武全才”的大人物下了车,趾高气扬地向怀仁堂走来。行动组的几个同志迎了上去。王洪文顿觉情况不对,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随后便使出当“造反司令”的浑身招数,拳打脚踢,拼命反抗。可是他的武斗本领毕竟有限,很快被扭住了双手,由警卫人员带进正厅。当他看到神态严峻的叶剑英时,预感到末日来临,竟向叶剑英和华国锋猛扑过去,结果被警卫人员推倒在地。待他再爬起来时,已经失去了刚才的骄横,沮丧地低着头,听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在被警卫人员带走时,王洪文才有气无力地叹息了一声,说:“没想到有这么快!”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

  就在王洪文平谷“吹风”的前两天,江青在清华大学吹起一阵风:

  这时,姚文元已匆匆赶来。当行动组的几名同志上前截住他时,他竟当场瘫倒在地上。华国锋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他也被带向隔离室。

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只是‘以观后效’,以后会有人为他翻案。

  就在怀仁堂主战场战役悄悄进行的时候,分战场的战斗也同时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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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中南海万字廊201 号,江青府第。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王洪文、江青毕竟是“中央首长”,在“吹风”中只能透露一点风声而已。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毫无顾忌,在辽宁“吹风”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王洪文、江青的心里话:

  这个梦想当“女皇”的女人,正斜靠在沙发中,得意洋洋地盘算自己登基的计划。突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未经请示,便进入了大厅。江青立刻觉察情况有变,但仍撑持着问:“你们来干什么?”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行动组负责人向她宣读了中央对她隔离审查的决定。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华国锋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国家的一把手,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华的讲话对右字号的人是个鼓舞。

  江青沉重地站起身来,故作镇静地取出一串钥匙,装进信封里,封好口,交给行动组负责人,请他们转交华国锋。然后,她又像演员一样理了理衣襟,跟着行动组的人,到她应该去的地方去了。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其它“四人帮”的爪牙头目也陆续就擒。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骂邓小平,骂华国锋,骂军队,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七岁生日之际,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消息传到怀仁堂,叶剑英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

  十月四、五日:上海异常动向

  这场特殊的激战,没有枪声,没有硝烟,但比枪林弹雨的战争更加艰巨,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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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

  当天晚上10 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华国锋、叶剑英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报告。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5 时,与会同志欢欣鼓舞,完全赞同中央对“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敢行动。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危机终于渡过。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中国,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新转折。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薛兵)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坐镇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军人。他和士兵一样,穿着没有军衔的蓝色制服,而在二十一年前——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入党。如今,他名唤苏振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那个国庆座谈会之后,知道上海情况异常,奉叶剑英元帅之命,急匆匆飞回了黄浦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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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四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闷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两天前——十月二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江青的亲信、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眼下,刀光剑影在上海闪动。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十月五日,叶剑英案头的红色电话机里,又传来苏振华的急促的话音:“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他们奉谁之命?”叶剑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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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王洪文的手令!”苏振华说道,“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帅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子。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非常干脆地答复道。

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企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挂上电话,叶剑英愤愤地说了一声:“又是这个王洪文!”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斗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王洪文,已是叶剑英的老对手了。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是这个王洪文忽然离开了北京城里,搬到离市区四十公里的西山住了下来。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说实在的,西山之美在深秋和严冬,向来以“香山红叶”和“西山晴雪”而著称。这时,叶子未红,天上没有一片雪花,王洪文搬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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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王洪文把足球场上的“盯人战术”用到这儿来了!他在紧挨着西山脚下叶剑英那座宽大的十五号庭院的一座二十五号高楼里,住了下来。从早到晚,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的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王洪文虽然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横竖看不顺眼,然而他心目中的头号威胁,却是手握重兵、与“四人帮”有着切齿之仇的叶剑英。何况,叶剑英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王洪文常常穿着军装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表示他也是军人,可是,他怎能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相比?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正是叶剑英得讯急告叶挺、贺龙转移,使南昌起义顺利进行,从此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军队。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那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王洪文其人……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确实,在北京西山,酝酿着扭转中国命运的大计。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李先念的轿车,出现在北京西山。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据叶剑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忆: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先念同志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完全同意先念的看法。我也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叶剑英当时告诉李先念: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王洪文从城里搬到西山来了,住在我隔壁的楼里。危险时期到了。我知道,他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聂荣臻的轿车,也出入于北京西山。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据聂荣臻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回忆: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在西山,剑英多次与我议论,党和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将会逐步丧失,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只能等待适当时机,采取非常措施解决。……”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王震也来了,他的话,直来直去,半点拐弯都没有:“为什么不把他们搞下去呢?一搞下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位“王胡子”,还象当年在延安时一样爽快。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陈云、邓颖超,也找叶剑英轻声商议大事……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过叶剑英。叶剑英在西山不断地踱着方步,陷入缜密的思维运筹之中。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对付“四人帮”,还有一道同样牵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样对待华国锋?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撇开他,还是联合他?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经过几次侧面试探,主动接近,华国锋的态度逐渐明朗。叶剑英决计与华国锋共同行动,因为华国锋毕竟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九月下旬,杨成武的轿车出现在西山。

  杨成武此行的使命,聂荣臻这么叙述过:

  “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

  王洪文的眼睛,不时“扫描”着叶剑英院子。

  抽着烟,王洪文也踱起方步来。他在猜度着:叶剑英下一步棋是什么?

  就在这时,王洪文得到一份“迟到”的情报:叶剑英在几天前已经搬离西山了!

  王洪文气急败坏,他的“盯人战术”彻底告吹!

  “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那天,叶剑英悄然附在杨成武耳朵边,说了这句话。不久,叶剑英就从北京西山消失了!

  据叶剑英自云,他坐在驶离西山的轿车里,情不自禁地哼出了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那末尾的一句: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十月六日:快打慢!

  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聚集在一起,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逮捕“四人帮”,挽救党,挽救人民,挽救人民的共和国!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中流砥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也就在这一天,从王洪文嘴里传出风声:“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

  王洪文的“大动作”是什么呢?

  只要瞧一瞧十月六日下午江青在干什么,就知道他们要搞什么样的“大动作”。

  那天下午,向来怕风怕光的江青,居然拿掉了帽子,来到太阳底下。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这张逆光,那张侧光,她叫摄影师一口气给她拍了十七张单人半身照。

  “马上给我冲洗、放大,急用!”江青吩咐摄影师道。

  江青“急”着干什么“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动作”成功,她的标准照马上要印在成干上万份报纸上……

  就在江青忙着拍摄“登基照”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给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下达了紧急命令:“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夜幕降临,中南海的怀仁堂处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叶剑英和华国锋坐镇现场指挥。

  袋子已经布好了。华国锋已经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通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晚上八时在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

  九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前,晚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过一次会。那次会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刚刚开始讨论,就陷入两个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一是毛远新要不要回到辽宁去,二是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给江青、毛远新清理还是由中央办公厅先封存……。在会上,叶剑英、李先念与江青辩论,不欢而散。显然,在十月六日晚继续开会,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是由华国锋通知开会的,“四人帮”都没有对这次会议产生怀疑。

  在夜幕中,古老的怀仁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这座始建于一八八八年的“仪鸾殿”,经历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浩劫,做过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址,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叶剑英等老帅斥骂张春桥之流,也是在这里。今夜,怀仁堂的大名,将又一次载入中国史册……

  张春桥来了,王洪文来了,姚文元来了。一个一个落入人民的巨掌!江青也在中南海住处落入法网。

  未动一刀,未发一弹,祸害中国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一举剿灭。

  一点也不错,用叶剑英的话来说:快打慢!

  四天前,王洪文为准备出任“人大委员长”而拍摄的“标准像”,几小时前,江青为准备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拍摄的“标准像”,连同张春桥的总理梦,全都淹没在滚滚滔滔的洪波大浪之中……

  “文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大难,终于画上了休止符。然而,作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过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王洪文不过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干部;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居然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他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为“四人帮”,成为“王、张、江、姚”的那个王;

  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如果没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场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为了追溯王洪文走过的道路,且把时钟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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