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京赌王网】毛泽东对王洪文了解得之谁,一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造陈丕显的反

葡京赌王网 1王洪文 王洪文是四人帮之一,一度得到过毛泽东得中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了解最初得之张春桥。 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工作时,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汇报上海情况。据徐景贤回忆,毛泽东当时“给了张春桥一个任务,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的人选”。这样,从张春桥一系列书面汇报中,毛泽东陆续了解了工总司及王洪文的情况。 1967年1月夺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成为市革会的七名主要负责人之一。而在当时市革会传阅文件的顺序中,王洪文排在第七名: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 王洪文当了市革会领导后,一直比较谨慎,对中央各项恢复秩序的措施积极响应,也要求自己手下的工人造**派们紧跟中央部署。他对工人造**派有着很大影响,对他们容易逾越规范的草根行动有着很大约束力。上海除了1968年6月、7月、8月联司和支联站时期比较乱,其他时期一般都比外地平稳。尤其1967年初,王洪文坚决主张吸收保守派入造**队,还有1967年下半年,王洪文坚决要求工总司下面的各联络站实行大联合,哪怕"和稀泥"也要实行联合。这些都是上海局势稳定的重要原因,王洪文起的作用很大。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有威信。还一个因素,就是他处事比一般造**派谨慎,为人随和。工总司总部的一些“老造**”,相互之间会有所不服气,但对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数几个人,对他倒是很服帖的。 1967年7月21日至国庆前夕,毛泽东一直住在上海。砸联司那天晚上还和张春桥乘着防弹轿车去外滩。看到工人造**派戴着藤编安全帽,手持长矛,守卫在市革会门前,毛泽东很高兴,说上海工人造**派能够掌控局势。后来,毛泽东在一场批斗会的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王洪文的形象。当时王洪文正在批斗会上做总结发言,毛泽东仔细听着王洪文的讲话,张春桥在一边向他介绍王洪文的情况。据徐景贤后来的回忆,王洪文在电视中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与王洪文第一次见面,是在1968年的10月1日国庆节。王洪文是上海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团的领队,和上海的许多代表们一起住进了中南海。10月1日那天,检阅游行队伍之后,马天水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说王洪文希望见主席,毛泽东同意了。注1张春桥将王洪文带到屏风隔着的贵宾会见厅,随即离开,单独留下王洪文。林彪也在场。这次个别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徐景贤后来认为,毛泽东中央会议上当众推荐王洪文,表扬上海工人,肯定上海局势,显示了毛泽东想从工人中提拔新生力量的念头,从1968年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王洪文时便已开始。 王洪文"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是张春桥当初向毛泽东介绍王洪文时总结的,这样的条件很合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后来一再对人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毛泽东还十分关心王洪文的文化程度,再三向张春桥打听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不过张春桥此时似乎没有体会出毛泽东的更深意图,只是将此看作是毛泽东对上海工人造**派的关注: 主席去年问过我一次,王洪文同志会不会写文章,今年又问过一次。为什么老是问,一方面是主席对王洪文同志很关心,更重要的是关心你们成长的问题。 国庆观礼后,上海观礼团的其他代表都在10月12日集体离开北京,王洪文却没一起回沪,他被留下列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会从10月13日开到10月31日,会上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还批判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这是王洪文第一次参加党内高级会议。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赞扬了上海,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形势。"10月31日的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因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关注,张春桥回上海后,将王洪文在市革会中的位置调整,排到徐景贤之前,紧挨在马天水、王少庸之后。徐景贤后来在回忆中说:"本来上海的红卫兵给我起的外号叫'徐老三',现在王洪文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王老三'。"在市革会,王洪文原来主要负责群众组织,以及工宣队、文攻武卫,这以后开始协助马天水负责上海的全面工作,还负责"清队"的专案。1968年下半年,被停止了近三年的中共党组织活动重又开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在筹备中。王洪文担任上海"九大"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中,特地提到上海工人对文革的作用:"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王洪文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担任上海参加"九大"代表团的负责人;还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多次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中央还决定由王洪文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这是一种象征:过去,这样一类全国性的大会往往安排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作为全国工人的表率。而这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却选择了工人中的造**派作为全国工人的代表和表率。 安排王洪文发言,直到4月13日才由毛泽东最后拍板决定。王洪文特地向同去参加"九大"的徐景贤借了十五元钱,去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上身穿着文革中流行的军装。既显示工人阶级的形象,也符合王洪文转业军人身份。4月14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的这篇由徐景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审阅修改的发言稿,内容不长,完全是表态性的对"九大"各项决议的拥护以及贯彻的决心;发言的意义在于这是被精心安排的政治亮相。王洪文的名字通过这次发言,被媒体报道传播,全国乃至全世界知道了这个正在上升的新名字。在这次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和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杨富珍,都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马天水、金祖敏、陈敢峰、王维国,当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从此,草根出身的王洪文开始了他风云人生。

  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噹,噹,噹……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大抵是过分的迫不及待,王洪文早就想庆贺一下“工总司”的“伟大胜利”,他已经等不及“工总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竟然提前了半年,在五月九日召开了“半周年”纪念大会!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纪念都有,唯“半周年”纪念从未有过。

  一月十二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曾以讽刺的口吻挖苦“工总司”的“半周年”纪念大会,惹得王洪文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率领小兄弟们砸掉《文汇报》社。张春桥闻讯,赶紧劝阻王洪文,这才止住了上海滩上的一场风波。

  一月十五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

  那是五天前——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中央文革”的“秀才”

  “工总司”是王洪文的命根子。他的平步青云,全然仗着“工总司”。他得以跻身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因为他是“工总司”的“司令”。

  ‘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

  王洪文心领神会。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越;“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剩下来的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毛泽东如此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的际准去衡量。“三结合”的含义,除了“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之外,还包含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是“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代表。

  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

  “胜者为王!老王,你的老子给了你一个好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

  沪宁线上,五十七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一百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四十多万吨;

  他的小兄弟们欣喜地为他捧场。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

  “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王洪文用座山雕一般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道。

  姚文元还报告道:

  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如今,“司令”手中有权,他把小兄弟(当然也包括小姐妹)一个个提拔;王秀珍成为“工总司”常委,后来跃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除阿大,“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叶昌明,“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科技组负责人;黄金海,“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就连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也成了“工总司”常委,居然分管起专案工作!后来,甚至成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党委副书记!

  “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回到了“老家”——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里锣鼓喧天,在庆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虽说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已不屑于这么个“厂革会主任’,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后院,是他造反起家的地方,“厂革会主任”非他莫属。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带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前往复兴岛,隆重纪念“永忠队”成立一周年。他慷慨激昂地回叙一年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些日子和“永忠队”的“战斗历程”。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

  “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

  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

  第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扯起反叛的旗帜。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至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部”,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之日。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那是因为一月二十四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二十三颗大印!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荡平“红革会”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串连站”。一九六七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东方红”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甜蜜而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时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联司’必败!”马上有“联司”的“战士”前来“修改”,把“胜”字覆盖,改成“败”字,而把“败”字改成“胜”字,成了“‘东方红’必败!‘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嘛?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是‘红革会’在几个小时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复旦大学去了!”张春桥说道。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

  “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耿金章连忙解释,生怕张春桥怀疑他跟“红革会”有什么瓜葛。

  “上海的桃子熟了!”

  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那“大政治扒手”,不喻言而,是指张春桥。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

  “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决不了。他也说,非找你不可!”照张春桥这么说,这个“皮球”是王洪文踢过来的。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耿金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小。

  突然,电话耳机里传出张春桥一阵大笑声。笑罢,张春桥说道:“金章同志,正因为知道你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话,他们会听的,会把徐景贤放掉。”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我的面子那么大呀!”没办法,耿金章只得应承下来,试试看。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小小“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

  由于“二兵团”夺权失败,“红革会”夺权也失败,他们都转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二兵团”与“红革会”理所当然变得亲密起来。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将孙玉喜(原上钢五厂工人),带着一批人马,驱车直奔复旦大学。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一千一百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原来,张春桥硬的一手不行,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这位“红革会”的“亲密战友”去对付“红革会”!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充满辣味的”

  就在这一天,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大快人心的大字标语: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九六二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

  “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

  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上海的局势剧变。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二兵团”也出动了,在南京路上刷出轰动一时的大字际语: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

  这天晚上七时至凌晨一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本想以“中央首长”金字招牌威吓“红革会”红卫兵的张春桥、姚文元,弄巧成拙,陷人红卫兵的重围之中,挨斗六小时!红卫兵们响亮地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要揪张春桥!”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

  “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咒骂要厉害得多。

  这天——一月二十八日,从此载入史册,人称“—·二八炮打张春桥”。

  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

  上海全市振奋。“红革会”定于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就在张春桥摇摇欲坠之际,“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坚决支持张春桥。王洪文在一月三十日凌晨,紧急派出“工总司”数万造反队员上街,控制各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急告全市人民书》。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

  “红革会”败北,被“工总司”荡平。从此,“红革会”一蹶不振,众多的头头被捕入狱。

  这张传单指出:

  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当然,在王洪文的眼里,“红革会”还不是他的“头号敌人”。他,悄然把拳头伸向了他的真正的“头号敌人”——耿金章。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住“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上海市南部,原本横亘着一条臭水河,叫“肇嘉浜”。河上有一条斜架的桥,人称“斜桥”。后来,肇嘉浜被填平了,变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叫“肇嘉浜路”。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

  那座斜架的桥早已不复存在,可是,人们还习惯地把那一带叫做“斜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月三十日,就在“红革会”遭到张春桥镇压的这一天,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使这个并不热闹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上海的热点。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在上海的工人之中,原是分为“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康平路事件之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干掉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又形成“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对立。“工总司”在全市各区设有联络站,“二兵团”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也有它的联络站。“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便设在斜桥。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工总司”有几十万人马,“二兵团”也有几十万人马。“工总司”占领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神气得很。“二兵团”呢,占领了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漂亮的洋房,作为“司令部”。“耿司令”身边,有着一个连保卫着他。王洪文早就想干掉“耿司令”,无奈,“耿司令”军人出身,有着作战经验,绝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手的。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耿金章得到消息,马上打电话到“工总司”。据说,“王司令”不在“司令部”。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他的部下告诉耿金章:“谁说老范给‘工总司’抓了?他带他老婆在国际饭店嘛!”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

  耿金章打电话到国际饭店,据说,老范又去上海大厦了!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不复存在。

  怪事?!耿金章意识到“工总司”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

葡京赌王网,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

  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

  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福州路事件

  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沓无音讯。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草稿经过修改,在一月三日印出初稿。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

  一月四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十一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

  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

  王洪文和耿金章,各打各的算盘: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王洪文深知老耿火性子,惹一惹就会蹦一蹦。王洪文已望着耿金章兴师动众,以便抓住把柄,把“二兵团”跟“红革会”一起扫平,去除心腹大患。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当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耿金章呢,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想借此煞一煞王洪文的威风,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一月四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耳机里响起呼唤“金章同志”那甜丝丝的声音。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一月五日头版版面。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

  张春桥有请,“耿司令”无奈,只得带着一批警卫,驱车兴国路。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这一回,张春桥没有在五号楼前恭候。不过,当“耿司令”步入小客厅的时候,张春桥还是客客气气地连声说:“你来啦,你来啦,正等你呢!”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

  这时,耿金章发觉,张春桥几天不见,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眼皮虚浮,眼珠下凹,吃力地在近视镜片后转动着。连日的“炮打张春桥”,使他连刮一刮胡子的功夫(抑或是心思)也没有。

  暂且先按下北京的反响不表。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在张春桥之侧,站着王洪文,笑盈盈的,居然要和老耿握手。

  自从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噹噹响的左派!

  耿金章朝王洪文一瞪眼,气嘟嘟地走到沙发跟前,把军大衣一脱,坐了下来。

  一月六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依旧是张春桥坐在两人当中,他还是那番话,“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接连熬夜的王洪文双眼充满血丝,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着阿欠。不过,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将会对上海、对全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他顿时精神焕发了。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究竟谁在搞分裂?”耿金章“耿”了起来,指着王洪文说道,“他为什么抓我的常委?!斜桥的纠纷,是他挑起来的!”

  “曹老头儿”早已成为打倒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那是意料中之事。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

  “谁抓你的常委?”王洪文故作惊讶,说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陈丕显也给拉来了,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翌日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陈丕显身边,站着两个腰束皮带、目露凶光的造反队员。

  “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你不知道?”耿金章反驳道,“明明是你指使的!”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曾印发过,现仍能查到。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唉,唉,你们不要吵。”张春桥连连摇头,说道:“你们都应当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的原则要求自己。你们应当团结,一致对外。你们听听外边的声音!”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气,大声地在话筒前叫喊道: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张春桥说着,打开紧闭的窗户。随着寒风一起进来的,是兴国路上“红革会”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事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宣传车那高音喇叭发出的阵阵口号声:

  王洪文斥骂着“曹老爷”,什么“丧心病狂”,什么“狗胆包天”,如同泼妇骂街一般。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炮轰张春桥!”

  在那年月,造反派们的发言,总是左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右一个“最高指示”,王洪文却与众不同,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打倒张春桥!”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了上海”之时,引进了张春桥的精心的辩解词:“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引者注),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小客厅里立时寂静无声。从高音喇叭里喊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清晰地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

  王洪文在即将结束发言时,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

  张春桥关紧了玻璃窗,转身,坐到沙发上,燃起了一根纸烟,久久地无言。

  “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烂它!”

  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这辆宣传车,今天一早就在那里叫了!”张春桥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我马上调人来,砸了这辆宣传车!”王洪文说着,站了起来,走向电话机。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不,洪文同志,用不着兴师动众。听听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反而使人头脑清醒。”张春桥说罢,把脸转向耿金章,“金章同志,我倒希望你来打电话,把你的十万人马从斜桥撤回去!”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耿金章没有马上表态,他的目光紧盯着王洪文——因为只有王洪文下令“工总司”撤兵,他的“二兵团”才能撤兵。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发言之后,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象走马灯似的,来到话筒前。

  ‘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那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就在这时,张春桥冷冷地说了一句:“金章同志,还有你另外调集的三万人,也应当由你下命令,马上撤走!”

  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耿金章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张春桥的消息好灵通,连他另外调集三万人马的动向——砸张春桥的家,也被张春桥知道了。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这下子,耿金章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得走向电话机,当着张春桥和王洪文的面,给“二兵团”下撤退令。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照录原文于下: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脚尖不断地左右抖动着……

   第一号通令: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只剩下最后一天——三十一日。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

  —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

  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六七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省。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第二号通令:

  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后发制人

  二月一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中军帐,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二月二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第三号通令: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上海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

  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这份传单,泄露了王洪文的天机:

  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这张传单所揭露的,正是王洪文制订中的秘密行动计划。“情报”完全准确。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这张传单大量印发之后,“联司”和“支联站”提高了警惕。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过了三天——二十六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

  “宣言”、“通令”—一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二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三十二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主办的报纸当然是站在“工总司”的立场上说话,但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

  “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妈的,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娘了,恨不得一口吞掉桀骜不驯的耿金章,“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一场武斗开始了,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当天深夜十二时半,“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青年宫的广播台哇啦哇啦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吵吵闹闹,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算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耿金章其人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

  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出来的消息,听到从青年宫传出来的消息,王洪文狞笑着,慢悠悠地抽着烟。他巴不得“联司”跳出来,“联司”闹得越起劲越好。“后发制人”嘛,这是张春桥的计谋。他要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先安在“联司”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加以扫荡。

  走笔行文至此,该表一表耿金章其人了。笔者与耿金章作过长谈。

  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市革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可以用手中的权,哗哗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联司”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什么小辫子之类。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九日发布《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了被告席。

  耿金章确实贫苦出身,并没有多大的把柄可抓。

  《紧急通告》的诞生

  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一下子便使“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文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一九二五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王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充满着恫吓的语气:

  十九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又称矿警。无非是站个岗,放个哨。不过,从此他跳出了地主家的火坑,心中有着说不尽的高兴。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扩军备战,到处拉夫征兵。耿金章成为国民党八四师四八三团二连的上等兵。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对山东省会济南发动总攻,歼敌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一文,已经把“联司”作为反动组织对待了:

  在长长的丢枪弃甲,高举双手的战俘行列中,有一位上等兵耿金章。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毕竟是苦出身,刚刚反水,耿金章马上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向国民党军队开火。他,成了三五军三一三团四连战土。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回荡着。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一九四九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

  解福喜之死

  耿金章很快成为政训队分队长、通讯班长、副排长。

  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上海进入七月之后,气温骤然上升,热不可耐。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成为全市最热的地方。“阿东”和“阿串”之间的格斗,由于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已经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

  只念过小学一年级的他,连天天背在身上的那支枪的“枪”字也不识!当上副排长,没有文化,深感不便。他在部队干部学校学习,从“拨、泼、摸、佛”学起,总算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看懂报纸了。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红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机厂,如今生产濒临瘫痪,成了一个炸药库,随时部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一九五七年九月,耿金章复员,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

  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六·二九”事件过去二十天,七月十八日又一场武斗在上海柴油机厂爆发。

  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

  此致

  导火线是一桩芝麻小事:

  一九六四年二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

  上海市委

  “联司”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那际语是七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耿金章具备组织能力。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基层干部.在昆山极为偶然被推举为头头,便开始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他当上“二兵团”的“司令”,把这么个偶然在安亭相聚的一批工人组织起来,以至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组织。

  要求者代表

  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和”的大标语。

  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

  蒋XX

  “阿东”们与“阿串”们,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发生了口角。

  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搧了那人一记耳光。

  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

  “东方红”以为,从十三日上午八时至十八日上午八时,整整五天。因此,他们在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开始覆盖,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一九六四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

  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十三日至十八日,保留期应当是到十八日夜十二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八时零二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

  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如此区区小事,引发了“阿东”和“阿串”的大辩论。可惜,当年的中国没有“大字报法”,没有关于“保留期”如何精确计算的条文,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大辩论”显然是毫无结果的。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十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他的大字报,引起全厂的注意。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吵着吵着,动起手来。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浆糊,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浆糊“还击”。

  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

  双方的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的级别迅速提高。瓦片,砖头以至铁块,代替了墨汁和浆糊。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伤员激增,达三百多人受伤。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众小匪:“带‘溜子’!”

  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于是,他成为“苏州大队”第二把手。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好,这是一个大把柄。我们要抓住解福喜之死,大造舆论!”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可以收拾“联司”,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于是,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解福喜明明是在武斗中死去,而王洪文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

  从安亭返回上海,“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使王洪文处于危机之中。王洪文曾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收留了王洪文,让他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在七月二十一日发出的通令中,却被说成这样: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今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

  王洪文有他的一套“功夫”,耿金章也有自己的一套“妙计”。他俩在上海滩斗法,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的,便是一场“陈曹争夺战”。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这天晚上,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据通知,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开会。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这几十万人。都成了追悼大会的参加者。

  自从上海市委被轰倒之后,自从发布“通令”要陈丕显、曹荻秋“随叫随到”、“接受批判”之后,陈丕显、曹荻秋成了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会”,都要去“揪”陈丕显、曹荻秋,“批斗”一番。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

  王洪文的讲话精神,后来被写入《工人造反报》的“社论”。解福喜之死,本是不该发生的不幸事件。王洪文却竭力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舆论动员:

  一九六七年一月里的一天,一伙造反派“揪”走了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之后,没有“还回原处”。

  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

  王洪文跺脚了,因为“工总司”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没有这几位“演员”,会使大会大大逊色。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

  “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给谁抢走了呢?

  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王洪文派人暗查。一查,原来是耿金章抢的!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耿金章抢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密藏在自己的“司令部”——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磨刀之声霍霍,王洪文已在准备对“联司”下毒手了。

  “司令部”毕竟目标大,人多嘴杂,尽管耿金章采取了“保密”措施,消息还是传进了王洪文耳朵里。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这时,全中国也处于滚滚热浪之中,武斗之声四处可闻。惊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在这时候爆发了。

  “砸‘二兵团’!”王洪文正巴不得有个出师之名,借此干掉耿金章——因为你“二兵团”把陈丕显、曹荻秋“保”起来,那就是“老保”!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

  七月二十日这天,上千辆卡车在武汉街头游行,当地拥有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声震武汉三镇。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

  耿金章也有自己的暗探。知道目标暴露,迅速转移。

  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成员王力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前往武汉处理问题,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百万雄师”奋起反抗,举行大游行,还扣压了王力。

  他的手下有商业局的造反派。神不知,鬼不晓,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装着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在上海的街道左拐右弯,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径直驶往高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停在147号门前。那里是商业二局所属上海市禽类蛋品公司,本来是存放家禽以及鸡蛋、鸭蛋之类的,此刻却成为关押陈丕显、曹荻获秋、马天水的秘密场所。

  到会的共有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飞回北京。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两位归来的“英雄”。当晚,林彪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之后,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迫害。“百万雄师”被称之为“百匪”,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说成是“百匪”的“后台”。

  “耿司令”下了命令:专人负责,确保安全,绝对保密。没有他的亲自批准,不准任何组织来“揪”。

  朱永嘉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江苏无锡人,与姚文元同龄——

  上海的人民广场,处于高温之中。七月二十一日刚刚开过数十万人追悼解福喜的大会,才隔了一天,又是几十万人聚集那里,又是王洪文主持大会。这一回,开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

  才关了几天,似乎消息又走漏了。

  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

  真是够热闹的,大会既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又发出《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王洪文其实是在借武汉问题造声势。在他看来,武汉干掉了“百万雄师”,那么上海干掉“联司”、“支联总站”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急急转移,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关进矗立于外滩的上海大厦。“二兵团”把七楼严密封锁。包下几个房间,让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和看管人员住了下来。

  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那封《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支联总站”:

  或许因为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或许因为确有其事,事出有因:从七楼俯看,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十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时分了。

  “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老耿,上海大厦太显眼,附近发现敌情!”看守人员马上打电话向“耿司令”请示。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一幕惨剧在武汉发生了:因“七·二○”事件,武汉被打伤打残的达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的达六百多人!

  “今晚立即转移!”耿金章下达命令。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压勿煞战斗队”

  深夜十二点,上海大厦电梯里,出现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戴着大口罩。这几个“造反派”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神气活现的派头,而是愁眉苦脸。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只有三十二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联司”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

  他们是经过“二兵团”造反队员精心“化妆”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联司”依然在反抗着。

  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为的是大卡车不象小轿车那样惹人注意。至于两辆,则是因为马天水一再向“二兵团”申明,他不愿跟陈、曹在一起。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联司”在七月二十一日广为印发《备忘录》,向王洪文抗争,向王洪文声辩。

  两辆卡车分道扬镳,消失在黑黢黢的夜幕中。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备忘录》全文如下:

  一辆卡车驶往徐家汇,把马天水关押在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里。

  一月十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

  备忘录

  另一辆卡车载着陈丕显、曹荻秋,出现在上海西北郊区公路上。路边的灯光变得稀疏起来,两侧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墨黑的农田。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前不见车,车后也不见车,这辆孤零零的卡车驶入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五厂。

  “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一月八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联司”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陈丕显、曹荻秋便被“二兵团”秘密关押于此。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进行迫害,现在他们更是抓住解福喜的死来达到其目的。为此,我们提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老耿,快把陈、曹交出来。”王洪文一次次给耿金章挂电话。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在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什么?我也在找陈丕显、曹荻秋呀!”耿金章说道,“听说,他们是被‘工总司’抓去。老王,你要赶快交出陈、曹——我们‘二兵团’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二)对解福喜死的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入院病历,确实证明解福喜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被打死”的,而主要是急病或中暑。

  象捉迷藏似的,“二兵团”不断转移着陈、曹,时而在新城饭店,时而在国际饭店,时而在衡山饭店……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经我“联司”代表赴法医所观验,发现解福喜的尸体已遭破坏,已不足为证。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兵团”密藏陈、曹的消息不胫而走,“保皇派”的帽子眼看着要落在耿金章头上。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

  耿金章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陈、曹确实在我手里。谁要批斗陈、曹,谁向我‘借’。我派人派车送去,限时限刻送回!”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

  (三)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

  于是,“二兵团”犹如成了“陈、曹出租公司”一般,谁要开批斗陈、曹的会,事先要向“耿司令”办理“租借”手续。仗着人多势众,别的造反派组织也不敢从“二兵团”手中抢陈、曹。

  《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四)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泡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耿金章把陈、曹捏在手中,还有他的“小九九”:随着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在筹划着自搞另一套——干脆,把张、姚、王撇在一边,另树一帜,联合一批造反派组织夺权,也实行“三结合”。其中的“结合干部”,就用陈丕显!虽说陈丕显也挨了批判,毕竟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批来批去无非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已。当然,耿金章打算把陈丕显作为“结合干部”,这是极端秘密的计划,从不外露。王洪文骂他“老保”,倒是猜着了几分。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耿金章是最危险的人物!”王洪文对小兄弟们说出了这句话。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公开扯起了反叛的旗帜,与张、姚、王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着干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降服耿金章

  《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联司”在上海并不孤立。虽然王洪文召开了一次次声讨“联司”的大会,动辄几十万人,可是“工总司”的老对手们几乎都站到“联司”的大旗之下。就连“工总司”的反对派们的子女,居然也组织起一个个“小支联站”!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二楼的小客厅,“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通令正在紧张地起草。耿金章正在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计议大事。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任。(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小支联站”的成员们,据说有五百多人。他们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据一位十七岁的“小支联站”成员说,任务如下:

  “耿师傅,您出来一下。”耳边响起清脆的女声。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一、贴标语,发传单;

  耿金章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姓朱的联络员来找他。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二、看见“东方红”或“公革会”(即?‘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汽车停在那里,就把轮胎的气放掉;

  “什么事?”耿金章知道她一定是来转告张春桥的什么意见,便端坐不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三、扰乱批判“联司”的大会会场,起哄或撤传单;

  “春桥同志请您去一趟。”张春桥不打电话,却派联络员传话,显然事关重要。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四、救护“联司”伤员,送进医院;

  “要我去干什么?我正忙!”耿金章爱理不理地说道。如今,他要与张春桥分庭抗礼,对那位“春桥同志”已充满敌意。

  “工总司”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五、看管好“联司”的汽车。

  “耿师傅,请您去一下吧,路又不远。”联络员又说道,那话音近乎哀求。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

  “支联站”们也不时召开万人大会,高呼“联司必胜”的口号。一支名为“压勿煞战斗队”活跃于上海滩,成为“支联站”中的生力军。

  “既然路不远,为什么张春桥不能来,非要我去?!”耿金章傲然答道。

  据王力告诉笔者,按语是他起草的。按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话。如此富有权威性的编者按,被人们视为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天,除了《人民日报》外,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访,吃了一惊:原来,这支“压勿煞战斗队”的队长非别人,乃是他的宿敌、“一兵团”的“司令”戴祖祥之弟戴祖大!

  “这儿人太多,说话不方便。还是委屈您去一趟吧。”联络员缠着耿金章,再三恳求。

  全国震动了!

  怪不得“支联站”层出不穷,原来都是这些几经较量而“压勿煞”(上海土语,“压不倒”之意)的人物。

  “好吧,那就去一趟吧。”耿金章搭够了架子,终于站了起来。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戴祖大也给王洪文抓起来了,被迫写了“自白”。这份“自白”被“工总司”

  小轿车的轮子才转了几圈,就已行驶在兴国路上了。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印成传单,曾广为流传,题为《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戴祖大的自白》。这份《自白》是戴祖大在王洪文的高压之下违心而写,言不由衷,不过,多少还是反映了“支联站”的组成人员们的一种特殊心态和“压勿煞”的原因,值得一读:

  轿车一进兴国招待所的大门,耿金章远远望去,张春桥已仁立在五号楼前静候。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工作人员,我哥哥名叫戴祖祥,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坏头头。

  这清楚地表明,他急于与耿金章会谈,因为耿金章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使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今年二月份,戴祖祥大搞分裂工人运动,要争名争地位,保住自己的那个山头,实现他的野心。就在二月中和其他组织一道搞了个分裂主义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大反工总司,走上了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革命道路。

  “老耿,”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回张春桥不喊他“金章同志”,而称之为“老耿”,也许为的是显示彼此间已是无拘无束的老熟人了。不过,在客厅坐定之后,张春桥一开口,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今天,你我都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这次谈话。”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产生的“反馈”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革命群众都一致起来反对,并要求把这些坏头头揪出来。在三月中的一个晚上,戴祖祥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关了起来,现在仍在押。对此,我对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刻骨仇恨,并把我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上,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委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七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也在大世界对面贴了《评‘解福喜事件’》的巨幅大字报,向全市人民放了不少毒,给社会上带来了极大的毒害,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耿金章沉默着。张春桥找他谈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所谓《评‘解福喜事件’》一文的要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其目的是向无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徐景贤、王洪文等进行猖狂的进攻,妄图实现阶级报复。……”

  张春桥呢,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老耿,听说你在搞‘新上海人民公社’,要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888”秘密会议

  耿金章依然沉默着。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一辆辆轿车驶过华山路,浓密的法国梧桐遮住了骄阳。当王洪文来到“888”,他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已在那里吹牛了。

  “老耿,你不能那样做。”张春桥的声调,也变得很严峻,“你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这下子,耿金章再也忍不住了,质问道:“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搞‘新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一搞,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十一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台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象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噹噹响的“左派”了!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张春桥的嘴里,终于说出一句充满自豪的话:“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支持的!”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

  王洪文一进来,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小兄弟”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

  张春桥说毕,站了起来,对秘书说了几句。没一会儿,秘书拿来一纸公文。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用不着任何解释,“小兄弟”们都明白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是什么意思。

  “这是来自党中央的电话的记录稿,老耿,你看一下。”张春桥燃起一根香烟,悠然地抽了起来。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春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来?”有人问道。

  耿金章接过电话记录稿,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春桥同志二十日回到上海。”王洪文把声音压得更低,“春桥同志说,‘联司’和‘支联站’是群众组织,由‘工总司’出面解决比较合适。所以,这段时间他虽然在上海,就不公开露面了。他在上海的消息,要保密,不要往外说出去。据春桥同志告诉我,他这次来上海,另有重要任务。……”

  “毛主席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小兄弟”们兴奋起来,因为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无疑如同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耿金章一连看了三遍,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沙发上。因为这段“最高指示”尽管并没有直接对“上海人民公社”表态,但‘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一句,意味着没有张、姚参加的夺权将是无效的。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在王洪文的主持下,“888”行动计划拟定出来了。

  既然张、姚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上海人民公社”是“正统”、“正宗”。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888”计划,共五项内容:

  张春桥看到这份电话记录稿已发生了效力,就加重了话的份量:“我和文元同志已经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再搞‘大联合委员会’,再搞‘新上海人民公社’,就会造成上海的大分裂,你就会犯大错误——破坏‘一月革命’!”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耿金章沉默了半晌,说出了经过思索的话:“春桥同志,你说我搞分裂,可是,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撇在一边,实际上就造成了大分裂的局面!”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张春桥一听,耿金章把分裂的根源推在他头上。到底不愧为“狗头军师”,张春桥来了故作惊讶:“谁把你撇在一边?!我跟文元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耿金章同志与王洪文同志一样,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经过安亭风暴的考验。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在酝酿‘上海人民公社’常委名单时,我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中共中央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

  耿金章一怔。看得出,他的呼吸节奏明显加快,掩饰不住内心的震惊。

  国务院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张春桥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耿金章的心,就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老耿,我看你还是把‘新上海人民公社’解散了吧、我可以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名义向你担保,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你一定上主席台,你一定当选为上海人民公社常委!”

  中央军委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这样,在与“联司”、“支联站”的作战中,垮了一线,还有一线:

  城府很浅的耿金章,哪里是奸滑的张春桥的对手!张春桥玩耿金章于股掌之间,诱之以名利,胁之以“错误”,一席话便把这位反叛的首领降服了。

  中央文革小组

  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

  耿金章一加入“上海人民公社”,就象拔走了大梁似的,“大联合委员会”、“新上海人民公社”立即垮台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什么时候动手?”“小兄弟”们急不可耐地问“王司令”。

  王洪文曾想出动“工总司”,砸掉那“新上海人民公社”。不料,张春桥的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王洪文手下那成千上万的“拳头”。王洪文不得不折服张春桥手腕的高超。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还要稍等几天,但是,不会超过八月五日。”王洪文抽着烟,象一位指挥若定的“司令”一般说道,“我们的人,打进了‘联司’和‘支联站’。据他们传出可靠的消息,‘联司’和‘支联站’在八月五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大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我们必须在八月五日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就象武汉的‘工人总部’消灭‘百万雄师’一样!”

  “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

  然而,贺电把上海“工总司”等树为“模范”、“光辉的榜样”,却使“造反英雄”们从此有恃无恐。

  “先打‘联司’,还是先打‘支联站’?”又有人问“王司令”。

  继“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之后,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见诸于《人民日报》了。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联司’好打,‘支联站’难打。最好先干掉‘支联站’。”王洪文答道,“从‘解福喜事件’之后。‘东方红’已经退出上柴厂,住在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和外滩的市革会大楼。上柴厂成了‘联司’的统一天下。这样,只要把上柴厂一包围,‘联司’就成了瓮中之鳖。麻烦的是‘支联站’,东一个、西一个。我想,最好等‘支联站’开会的时候,一举歼灭。我已经关照了混进‘支联站’的我们的人,一有开会的消息,马上报告我。所以,也请各位随时作好准备,随叫随到。最理想的方案是先干掉‘支联站’,再吃掉‘联司’。另外,考虑到‘工总司’的战斗力、机动性不够强,我已请‘上体司’的‘胡司令’协助,请他们作为‘工总司’的‘尖刀班’!”

  “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一次次地落后,眼看着已成了“老三”了。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

  “这个主意好!‘胡司令’厉害!”王洪文的话,立即受到“小兄弟”们的一致赞同。

  实在迫不及待。本来,今日的新闻,总是见于明日的报纸。二月五日的《文汇报》,破例在头版醒目推出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哪怕是早一天也好,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急不可待了。

  一月八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大抵因为《沙家浜》里有个胡传魁“胡司令”的缘故,所以胡永年也博得个“胡司令”的“头衔”——认真点讲,胡永年并非“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那篇新闻一开头,口气就好大好大:

  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

  (简称“上体司”)的“司令”,只是一名“常委”而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一月十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胡永年,算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运动员。他喜欢踢足球。进入上海一家钢铁厂之后,成为上海工人足球队的队员。

  二月五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水泄不通,百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此人在“文革”前因打群架之类流氓行为,受到过领导批评。“文革”一开始,他便扯起了“造反”的旗号:不久,他当上了“上体司”的“常委”。

  虽然张春桥是一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不过,在一长串“常委”、“委员”们步上主席台之际,却很讲究次序。为首的,自然是张春桥,第二个是姚文元。紧跟于姚文元之后的,便是王洪文。王洪文后面,则是涂景贤。……耿金章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因为那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名义担保过的。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上体司”的造反队员们与众不同,个个身强力壮,有举重大力士,有武术高手。哪里有武斗,这支队伍便在胡永年率领之下冲冲杀杀,出现在哪里。在“—·二八”炮打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被“红革会”围困于锦江饭店。胡永年率“上体司”杀透重围,救出张春桥。张春桥马上夸奖胡永年“粗中有细,阶级斗争觉悟高”,“有办法”,于是胡永年声望陡增,成了“胡司令”。

  翌日的《文汇报》,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

  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

  “胡司令”抢了一批摩托车,使“上体司”成了一支“机械化部队”。虽说这支队伍不过千把人,可是个个身手不凡,一顶十,“战斗力”比“公革会”还强。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王司令”预料到与“联司”。“支联站”之间会有一场恶战,于是上门向“胡司令”求助。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印。

  “好说,好说!”“胡司令”一口应承下来,“什么时候用得着兄弟,打一个电话过来,几分钟之内我们的摩托车就出动!我手下的‘搏斗兵团’,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大会庄严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一月十二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一言为定!”“王司令”和“胡司令”紧紧握手。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一月四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果真,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给“胡司令”打来电话,说是有急事相告……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当时“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是这样形容会场气氛:“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沸腾。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手擎《毛主席语录》,抬着大红喜报,高举毛主席像,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不激动啊!上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天下。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他老人家争气。……”

  大战的前奏

  在这里,只提到“工总司”,而耿金章的“二兵团”没有提及——也许是列入了“其他”之中。不过,“工总司”占据了发起单位之首,却是确定无疑的。

  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

  上海西区,在离张春桥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几百公尺处,有一条幽雅、静谧的马路。马路上不通公共汽车,但常可看见小轿车进进出出。这条柏油马路并不长,与兴国路垂直,形成一个“十”字。这便是泰安路,马路两侧大都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洋房。居居之中,既有上海著名的作家、音乐家,也有上海高级干部。大学校长、教授,还有一批资本家。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是大会的主角。

  张春桥的讲话,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

  泰安路一百二十弄三十一号,是一幢资本家的小洋房。自然,“文革”开始之后,主人被赶了出去,小洋房被造反兵团占据了。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七月三十一日薄暮,天刚刚有点暗下来,陆陆续续的有许多人步入小洋房。

  多么动听的名词——“勤务员”!这个“勤务员”,实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太上皇,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的演说中论及“一月革命”时,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词句,倒是透露了他的勃勃野心: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上海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前来这里,召开秘密会议。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

  上海的空气中已充满火药味儿。“支联站”的头头们为了对付“工总司”,正在部署着反抗的计划。

  “……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三三两两,头头们在互相通报着各区的“支联”情况。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三十二次提到毛泽东!读一读他当年的发言稿,那“毛主席”的出现的频率,是那么的高——几乎每一句话里都要提到:

  在这三十多人中,唯有一人显得坐立不安,眼睛不时往窗外瞟。因为他事先给王洪文挂过电话,密合今晚“支联站”会议的时间、地点,怎么还不见有什么动静。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时针指向七点。突然,一个中等个子、身体结实、四方脸、颧骨突出的男青年,推开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的左臂上没有戴红袖章,却扎着白布条。在他身后,一大群彪形大汉,随着呼啸而入。每个人的左臂都扎着白布条。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不许动,你们被捕了!”这个满脸横肉的男青年,便是大名鼎鼎的“胡司令”。

  这位“理论家”还指出: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

  他的一声令下,“上体司”的“搏斗兵团”和“工总司”的一百多造反队员,便冲进小洋房。

  “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

  “支联站”的头头们束手就擒。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几辆冷藏车来到小洋房前。“支联站”的头头们,被押上闷罐一般的冷藏车——几个月前,王洪文抓马骥,用的也是冷藏车。“王司令”以为,冷藏车的“保密”性能好,而且不会引人注意。

  王洪文正踌躇满志。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哦,“革命宣言”,“前进的号角”,“进军的号角”,张春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冷藏车在上海市区兜了几个圈子。直至确信后边没有别的车子跟踪,这才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小学生”唱毕,另一个“小学生”上场。

  在“胡司令”的协助下,王洪文没有费多大气力,一下子便把全市“支联站”的一批首脑人物抓获了。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羞答答地把右手举到帽沿,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不过,在杨浦区公安分局清点“俘虏”名单之后,王洪文有点后悔:他太性急了,下手太早,以致使一批晚到的“支联站”头目漏网!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

  原以为这次可以逮住“全向东”。可是,据“内线”告知,“全向东”非常“敏感”,这几天行踪诡秘。虽然“全向东”每天都对“支联站”的工作发表意见,可是,除了与他单线联系的“支联站”头目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五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

  “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尽管“全向东”成为漏网之鱼,正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的张春桥得悉一举捕获“支联站”核心人物三十多人,还是嘉许了王洪文。

  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意气正盛,王洪文要来上海柴油机厂详图,铺在“888”那宽大的桌面上。四周,一伙“小兄弟”围着,计议着。直到这时,他的“司令部”才有了点“司令部”的味道,他这“司令”才有点象“司令”的样子了。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

  王洪文用手指在上柴厂四月画了一个圈,说道:“对于‘联司’,要先围后歼。

  “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第一步是包围,第二步是攻坚。这是一场硬仗。除了‘上体司’仍然要作为先锋之外,‘公革会’、‘消革会’也要起骨干作用。”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这是昨夜十一点,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

  “公革会”、“消革会”的头头,当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公革会”是公安局的造反派,颇有战斗力。那“消革会”乃“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已经“改行”,并非致力于救火,却是武斗的一支特殊劲旅。消防车的云梯,成为攻占高楼的重要武器。“消革会”的造反队员善于飞檐走壁,擅长攻坚。至于那高压水龙,早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北洋军间就已经用来对付学生游行队伍了。自然,五十年之后,这一“经验”被王洪文沿用来对付“联司”。

  陷入政治危机

  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自从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似乎接受了“教训”,没有参与“支联”活动。他也被王洪文请来,参与“军机”,因为老耿在指挥方面还是有两手的。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谁都料想不到,王洪大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潘国平也来了。他的手下有一支人马,虽然他与“王司令”有矛盾,而在对付“联司”这一“大敌”面前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一二月六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这节骨眼上,提出了重要的策略。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对,太对了!”王洪文拍案叫好。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一月十四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

  于是,八月三日下午,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竟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

  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耿金章宣布“夺权”

  “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团团围住了那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压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这,正是王洪文求之不得的!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一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

  于是,“联司”之前,加了个“臭”字。上海全市刷满新标语:

  ……

  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落、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大印。

  “臭‘联司’殴打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罪该万死!”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

  “臭‘联司’必须立即释放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

  “打倒臭‘联司’!活捉杨仲池!”

  那些“大联委”的成员们,则胸有成竹地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排斥在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报》不登!”

  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

  “工总司”总动员,各工厂出动上千辆卡车,满载着造反队员们,向上海柴油机厂进发……

  也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血泪横飞的八月四日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

  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是美国、苏联经济大发展的时候。

  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他成了一个“空头常委”。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木头疙瘩”’。

  中国,中国,本来已是经济落伍的中国,经过了“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困难”的挫折,东方巨龙已经远远地被抛到后边。然而,一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在“总指挥”王洪文指挥下,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所发生的一场血战,是“文革”灾难的一场缩影。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王洪文那“工总司”

  在“工总司”大旗指引下,上海二十四万产业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用最原始的弹弓、砖头、铁矛,冲进上海柴油机厂,“踏平”“联司”!

  急匆匆,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认,张、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两架直升飞机在上海柴油机厂上空盘旋。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纪录着王洪文的“丰功”。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为活跃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这天的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九度。一颗颗发烫发昏的头脑,投入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那些“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当年“工总司”的喉舌——《工人造反报》,所载《八月四日上柴战地目击记》,虽然处处为王洪文的“伟绩”大唱赞歌,但是字里行间,毕竟还是记下了当年的疯狂和残忍。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兹摘录若干原文于下:

  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不够浩大,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反正各工厂有的是大卡车,装上人,一边开,一边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差不多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字标语。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一月六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告上海全币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进攻上门,“联司”在这座钢铁大门后堆放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钢铁战士们智勇双全,灵机一动,将吊车撞开大门,顿时冶金、电业、华东电力建设局、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和红卫兵小将的各路大军冲入中央大道,革命医务工作者也深入“火线”及时抢救伤员,但死心塌地为“联司”效劳的一小撮坏蛋,在铸工车间屋顶上,把砖块从高空抛下,织成了一片“火力网”,阻挡队伍前进。各路人马立即分成四路,把铸工车间包围起来;各条战线的钢铁战士,从水落管(上海人对下水管的俗称——引者注)、消防梯、门窗上攀登。刚要登上屋顶,“联司”中坏蛋用特制的钢叉突然向我们战士刺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战士们立即抓来灭火机猛喷屋顶,这突如其来的“新式武器”,使一小撮坏蛋惊慌失措,似惊弓之鸟,步步退缩。这时吼声震天,各路大军经过短短一小时艰苦斗争,攻克了铸工车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强大攻势面前,一小撮坏蛋只得举手投降。

  虽说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王洪文毕竟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张、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仿佛从沸点摔到了冰点,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探问消息。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被造反派战士占领后,“联司”坏蛋都退居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四号楼是“联司”总部,由“联司”的所谓“敢死队”直属兵团据守,组织了密集的“火力网”,砖头、石头、石灰、铁器……象冰雹一样从高空抛下,还用皮弹弓射下螺丝帽,甚至扔下硝镪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一片烟雾腾腾。

  张、姚去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报纸。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部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

  “消革会”、“义革会”(“义革会”指“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引者注)的负责人,眼看“联司”疯狂地垂死挣扎,眼看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屡次请战,要求出动消防车,担负主攻任务,迅速歼灭“联司”老巢。指挥员观察了现场作战情况,为了力争在白天摧毁“联司”老巢,减少伤亡,减少工厂损失,根据“消革会”、“义革会”的请战,决定“消革命”、“义革会”出动主攻,用云梯搭桥,用水枪灭火和制止投掷燃烧瓶、黄磷、硝镪水和石块等凶器、掩护进攻。

  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觉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闹还不够意思。于是,采取了当年王洪文对付陈丕显、曹荻秋的办法——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了“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告王洪文,告潘国平,告“工总司”。连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都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认!”

  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一月九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是“知道了”,并没有大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

  三时许,“消革会”、“义革会”第二批战士在“消革会”常委詹XX带领下乘车到达上柴战地,指挥员下令投入战斗,进攻四号楼。这是关键的一战。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的代表。

  “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拿下‘联司’黑总部!”这是指挥部的战斗动员令!战士们一到现场,立即投入战斗。谁知凶恶的“联司”一小撮坏蛋,早就切断了厂内的水源。战士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终于在一千米外找到了河浜。由于距离太长,出水困难,消防战士又发挥集体智慧,采用四辆车子“打接力”的办法打水,洪水水枪(又名大炮水枪)的水压在一百磅以上,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消革会”、“义革会”战士撑着。只见一道银柱直喷四楼,喷得楼顶上一小撮坏头头都象“落水狗”。

  虽然王洪文几度要对耿金章反击,无奈,他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轻举妄动。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

  为了占领制高点,云梯车开到了四号楼对面,腾空升起来了,超过了四号楼顶。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联司”暴徒用更密集的石块、铁片、燃烧汽油瓶拼命往云梯车砸。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这时,“消革会”战士徐XX从水落管直爬上去,刚到三楼楼顶时,被“联司”

  张春桥自作聪明,标新立异,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博得毛泽东的赞赏,变成全国的“样板”。毛泽东的一顿批评,使张春桥不得不向毛泽东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暴徒用长矛刺中,从三楼掉了下来。第二个、第三个战士继续往上攀登,他们爬到楼顶时,用腿力夹住水落管,痛击“联司”暴徒的疯狂袭击,把这批暴徒打了回去,然后纷纷冲上了楼顶。

  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立即把云梯靠近四号楼搭桥,从云梯上冲进大楼去!”指挥员又下命令。刹那间,又一批“消革会”、“义革会”战士从云梯冲上去,工人造反派战士也纷纷冲上去,争先登上三楼平台,占领了“联司”总部的制高点。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

  这时,四号楼二楼的“联司暴徒”还在顽抗。登上平台的战士往下打,下面的战士往上攻,上下夹攻,直捣“联司”老巢。四号楼的“联司”很快地被歼后,就兵分二路,分别指向五号楼和扯着“联司”破旗的水塔。兵临城下,喊话四起: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放下武器,“下来不打!”“‘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造反派战士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盘踞五号楼和水塔的“联司”坏蛋开始动摇了,他们丢下武器,倒下旗子,挂出白旗来,一个个举起双手投降了!“联司”老巢彻底完蛋了!

  所谓“文革”,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张春桥软硬兼施

  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胜利结束。

  《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甜甜的声音。对于耿金章,张春桥不象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杨仲池被当场活捉。本来,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

  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消那些反对派们: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发布了对他的“传讯今”,“联司”总部头头们劝他和“全向东”暂避风头。他和“全向东”于七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湖州。可是,他毕竟放心不下,又于八月二日回到上海柴油机厂,终于落入王洪文的网里。

  “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全向东”得知“联司”被砸,逃往武汉,于八月十四日在那里被捕,十八日被用专机押回上海。

  “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好,我马上就来!”

  在一场腥风血雨之中,“联司”和“支联站”终于被王洪文所踏平!(杨仲池、“全向东”在当时都被王洪文投入狱中。如今,杨仲池却是中央某部的处长,“全向东”则作为访问学者于一九八八年夏飞往美国。)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为了替“工总司”庆贺“胜利”,《工人造反报》居然登出了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歌曲。那标明“强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年的狂热,唱出了“造反司令”的风格:

  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

  兴国路招待所被一堵高墙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名为招待所,实际上是内部的高级宾馆。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间。虽然外面的口号声震天响,这里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小洋楼从门口开始铺着红地毯,铺遍走廊、楼梯和房间。这儿成了张、姚的据点。在“文革”期间,张、姚回上海,总在这里落脚。

  臭“联司”,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他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伸来了……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

  “支联站”,

  吞并“二兵团”

  “春桥同志!”

  一小撮头头专把坏事干,

  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残杀革命派,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殴打解放军,

  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配合刘少奇,

  张春桥说得很客气,仅仅是“建议”而已,只是“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

  紧跟陈丕显,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妄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来推翻。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

  上海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

  上海的政权是红色的革命政权!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革命派,

  王洪文和耿金章象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睁圆了眼睛。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同心干,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

  保卫党中央,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保卫毛主席,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

  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

  把一切反动分子砸个稀巴烂。

  张春桥催促道。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打倒臭“联司”,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砸烂“支联站”,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打倒刘少奇,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打倒陈丕显。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答应了。

  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

  “八·四”狂风刚刚过去,王洪文又在上海搞了个“补课”,抓获一大批在八月四日漏网的“联司”和“支联站”骨干。光是上海柴油机厂里,审讯“联司”的“公堂”。“刑房”便多达五十多处,刑具达几十种之多!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张春桥表示“完全支持”

  车队拐人长阳路,驶近一三八二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八·四”惨案的主谋王洪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严正审讯。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

  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如下: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

  王洪文供认起诉书所指控的“是事实”,并向法庭供述:“一九六七年八月初,‘联司’企图在全市组织一个‘支联总部’,被我发现以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抓了他们约三十多人。因为我考虑‘联司’在上海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已经威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当时上海不安宁,就是‘联司’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组织彻底解决掉。开始时,由于它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还是用说服的办法,后来两派闹得比较厉害,我就考虑把它搞掉。八月三日晚上,上海市各群众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控诉了所谓‘联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研究如何搞掉‘联司’的问题。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八月四日早晨,大约调了四万人,实际上去了十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他为时已晚,成了瓮中之鳖。

  “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审判员问:“这次武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负什么责任?”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住。

  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

  王洪文答:“伤亡了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是有罪行的,我应该向全国人民认罪。”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法庭宣读张宝林一九七七年十月的证词、王承龙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证词,叶昌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证词,并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证。徐潘清证明: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亲自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犯下了严重罪行。他说: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耿金章象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说实在的,八月四日那天,张春桥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在上海,却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线,而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如果砸“联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国的舆论谴责,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当然,如果大获全胜,他可以对王洪文此举表示支持。他,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呵。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颜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邑。“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八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张春桥狡黠地用这样的话表态: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许多人问我,‘八·四’行动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车到上海街头转了转。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张春桥大喜,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美美地笑着,显得亲切极了,可爱极了。

  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摊一摊在路边乘凉。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我想,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对‘八·四’行动是满意的,高兴的。他们的笑容,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了‘八·四’行动好不好。……”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张春桥故意打了个拐弯球。他的话,明明是表示了对王洪文的支持,却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象泥鳅一样的滑!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直至九月一日,“八·四”事件过去二十多天了,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才把话讲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最近上海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海市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对于上海市‘工总司’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到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革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的势力。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这不是哪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作为王洪文的后台,张春桥不仅对“八·四”行动表示“完全支持”,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饰:明明是有预谋、有策划、有指挥的血洗“联司”,却轻轻巧巧,被说成了“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张春桥在八月四日那天,全身神经象绷紧的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在上海!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

  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起,巡视大江南北。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喜欢游泳、又爱食武昌鱼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曾几次到武汉畅游长江。就连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如火如茶之际,他还是抽空到武汉横渡长江。他在游长江时说的几句话,立即成为传遍全国的“最高指示”: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功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当一九六七年的炎夏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水好。”

  屈指算来,从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耿金章当上“常委”,到这天——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入狱,整整当了二十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

  毛泽东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行。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然而,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正是“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的时候。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于七月十四日清晨飞抵武汉,作了安排。晚上,毛泽东抵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随行的有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另外,这天中午从重庆赶来武汉的有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余立金当时是空军政委。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上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一百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一月二十五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

  武汉的气氛紧张,武斗随时可能发生。毛泽东想横渡长江,是渡不成了。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

  七月二十日——“七·二○”事件爆发的当天上午,两位大员从北京分坐两架专机,分赴武汉和上海。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特大号外

  前往武汉的专机里,坐着林彪亲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邱会作的贴身衣袋里,放着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密信。林彪写好后,曾把信交给江青看过,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名。临行,江青叮嘱邱会作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此信用专人、专机运送,是因为林彪据说获悉“陈再道要搞兵变”,要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的专机飞抵武汉。“百万雄师”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王力的游行。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邱会作急如火燎,要求见毛泽东。下午五点多,毛泽东才在东湖宾馆接待了邱会作,拆阅了那封由林彪、江青签名的信,淡然一笑。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说实在的,当时耿金章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毛泽东并不相信所谓“陈再道要搞政变”的流言,却对街上的大游行说了一番深刻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就在邱会作飞抵武汉不久,下午四点二十分,另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抵上海机场。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坐在专机里的大员,便是张春桥。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此行甚为机密。张春桥走下专机,便钻进轿车,不声不响直奔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奉江青之命飞往上海,以便作好准备,迎接毛泽东来沪——因为林彪、江青都以为武汉不安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当天晚上,在武汉的毛泽东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决定前往上海,杨成武。余立金等随行。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当毛泽东住进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正处于“工总司”与“联司”、“支联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张春桥提心吊胆。他不公开露面,让“造反司令”王洪文冲在第一线。这样,万一毛泽东批评砸“联司”,他可以往王洪文身上推。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八月四日,王洪文在上海东北角指挥砸“联司”,毛泽东在上海西南角不时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来的消息。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亦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对于“八·四”事件,说了些什么呢?

  那是二十四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二十三颗,可谓战果辉煌!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上海街头的红色号外象雪花一样散发。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清早,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这样“三报一刊”共同署名,用红色油墨印发了“号外”。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人们以为大约是我国又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打开号外一看,却是印着新华社九月二十四日的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

  “号外”用粗大的字体,突出这样几行字:

  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

  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大号外》,承认了错误。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

  毛泽东在武汉,针对“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这两大派的势不两立,说过类似的话。

  “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一场“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显然,毛泽东在上海所说的这几句“最高指示”,是指“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两度提到“工人阶级内部”,表明他所指的就是上海的“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

  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味着他号召工人的两大派组织应该实行联合,因为两大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并不赞成一大派砸掉另一大派。他的话,实际上是对王洪文的“八·四”行动的批评。

  毛泽东这段话,理所当然地使王洪文难堪。

  可是,王洪文通过《文汇报》记者的笔,为自己搽了一脸红粉,一下子变成了“活学活用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

  虽然在“一月革命”之后,王洪文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的名字不常出现于报刊上。见报的,一般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名。提到王洪文时,只写“工总司负责人”而已。

  这一次一反往日的惯例,王洪文的名字十分突出地出现于九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

  清晨四时许(指九月二十五日——引者注),喜讯(指毛泽东的指示公开发表——引者注)传到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的心情激动万分,昨晚工作到深夜的疲劳,立刻消失。他拿起电话,把喜讯告诉工总司的战友,把喜讯告诉工厂的战友。他知道,毛主席到上海,这是战友们多么渴望知道的喜事!

  这是革命的强大动力!巨大的喜讯立即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排除任何阻力。

  是的,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都不会忘记:去年十一月,当他们刚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时候,在“安亭事件”艰难险阻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巨大的支持。那一天,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张春桥同志同意工总司的五个条件时,那是何等激动人:的场面啊!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落下了眼泪,他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东方刚刚微露曙光,工总司的负责人就聚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他们心里想着毛主席,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要把毛主席视察上海的特大喜讯尽快地传达给每一个战士。……

  《文汇报》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曰“九月高潮”,发表了《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的文章。

  这样,本来大闹分裂、以武斗砸毁另一派的王洪文,忽地变成了忠于毛泽东最新指示的虔诚“战士”。

  就在九月里,王洪文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唯恐“联司”

  会“死灰复燃”,兼任“主任”之后,加强了对“联司”的“残渣余孽”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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