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安亭事件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造陈丕显的反

历史啦网导读:小编将“安亭事件”的相关内容都整理在以下内容中!

  车停安亭

  王洪文笑了。

  噹,噹,噹……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介绍文革着名的“安亭事件”安亭事件是指1966年11月10日赴北京告状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员,在安亭火车站(编者注: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的一个车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的事件。

  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1966年11月6日,在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组织的支持下,上海国棉十七厂、国棉三十一厂、玻璃机械厂、合成纤维研究所、五一电机厂等17个单位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时要求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接见,并提出三项无理要求。对此,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及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并经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

  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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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罪犯王洪文被押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那是五天前——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中央文革”的“秀才”

9日下午,“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并在其宣言中声称:“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由于上海市委坚持不承认“工总司”,因此,“工总司”称其“镇压革命造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并决定上北京告状。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成员冲进上海北站,登上上海进京的列车。列车于凌晨5时发车,到达南京后,奉命停开。王洪文率另一部分人强行登上了开往郑州的65次客车,声称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上午7时火车开出。上海铁路局根据国务院指示,8时17分命令将列车停靠在上海市郊嘉定县的安亭车站的岔道上。中午12时左右,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全线中断一天以上。安亭站东面被迫停下的列车有12趟,上海站有36趟北上的列车不能发出,从安亭到蚌埠,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客货运输。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央报告情况。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决定坚持不承认“工总司”,同时派干部到安亭车站送衣服和食品,动员工人回厂。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此事。张春桥抵达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未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便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并迅速签字同意包括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等“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张春桥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明确表示应该承认“工总司”。安亭事件开了工矿企业的工人串连“造反”、“停产闹革命”的先例。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更加公开地煽动和支持工人造反,“工总司”的造反活动更加频繁,成为不久后轰动全国的夺权斗争“一月革命”的导.火.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承办当年造反队主要头子出处:上海国棉17厂、上海国棉31厂、上海玻璃机械厂《安亭事件》的后果:中共华东局垮掉!中共上海市委垮掉!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被打倒、迫害,常溪萍自杀而亡。本系列帖子介绍了文革时期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搞乱上海,推翻当时华东局及上海市委!造反派夺权成功的具体过程。由于有“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夺权成功,并引发全国各地效仿!并且由于全国有大量官位出现空缺,发生各种空缺宝座被争夺~全面武斗开始了!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牲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沪宁线上,五十七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一百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四十多万吨;

  清晨五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

  ……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

  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葡京赌王网 ,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拦车卧轨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荻秋。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

  “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上海的桃子熟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戴祖祥一怔。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王洪文豁出去了!

  稳定“后院”

  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上海的局势剧变。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住。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急告全市人民书》。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这张传单指出: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草稿经过修改,在一月三日印出初稿。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一月四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十一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当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一月四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一月五日头版版面。

  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同更为强硬。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暂且先按下北京的反响不表。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自从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一月六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在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三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接连熬夜的王洪文双眼充满血丝,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着阿欠。不过,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将会对上海、对全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他顿时精神焕发了。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曹老头儿”早已成为打倒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那是意料中之事。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陈丕显也给拉来了,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翌日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陈丕显身边,站着两个腰束皮带、目露凶光的造反队员。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曾印发过,现仍能查到。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气,大声地在话筒前叫喊道: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事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王洪文斥骂着“曹老爷”,什么“丧心病狂”,什么“狗胆包天”,如同泼妇骂街一般。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在那年月,造反派们的发言,总是左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右一个“最高指示”,王洪文却与众不同,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来,震动了安亭……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陈伯达发来急电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中央文革’来电报啦!”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了上海”之时,引进了张春桥的精心的辩解词:“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引者注),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王洪文在即将结束发言时,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

  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烂它!”

  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工人同志们: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发言之后,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象走马灯似的,来到话筒前。

  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照录原文于下: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赤卫队”的崛起

   第一号通令: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

  陈伯达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的力量也不弱。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问谁?”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问‘中央文革’!”

  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包炮匆匆走了。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

  第二号通令: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第三号通令: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坐火车来?”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坐飞机来!”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

  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

  张春桥从天而降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彤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一架专机,在穿云南来。专机上坐着一个瘦削、眨着三角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大员”。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军人。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

  他,张春桥,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转便计上心来,人称“狗头军师”。此人本是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只是山东济南正谊中学的学生,便已挥舞着秃笔,“批判”老舍、臧克家,成为文坛上的一只小刺猬。不久,他来到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当一名校对。十八岁时,他为了多弄一点“大洋钱”,不懂装懂,乱标古书,上海《小晨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揭发了此人的丑行。十九岁时,此人竟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左翼文化主帅鲁迅,遭到鲁迅痛斥。善于钻营的他,此后离开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处处与总编邓拓作对。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解放后,张春桥进入上海,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后,这个连一句京戏也不会哼的他,“钻研”起“样板戏”来,以此为桥梁,接近了“第一夫人”江青。他又一手扶植了上海文坛恶棍姚文元。终于在批《海瑞罢官》的“战斗历程”中,江青指方向,张春桥出点子,姚文元执秃笔,江、张、姚结盟——这时候,王洪文还坐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打响之后,“文革”大旗在中国漫卷。“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崛起,日益显示出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光环。江青成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组员。……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舷窗外乌云如墨,张春桥双眉紧蹙,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对于他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紧急通告》的诞生

  “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部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摇之中,张春桥的专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安亭事件真相!》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上海市委的代表抢先一步:“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

  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上海市委的代表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

  这时,张春桥已在与另一路人马的代表——包炮紧紧握手。

  《解放日报》事件

  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此致

  张春桥钻进了“首都红三司”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把包炮拉进车里,关紧车门。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上海市委

  然后,张春桥对司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去安亭!”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要求者代表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蒋XX

  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事。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包炮提醒司机道。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已是凌晨了。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顶雨伞马上遮住了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张春桥一看,撑伞者自己却在雨中淋着。他是一个穿了一身褪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的年轻人,清秀的脸上漾着微笑。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马上热情地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这是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握手。紧紧一握,手就松开来了。年轻人只是一直微笑着。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众小匪:“带‘溜子’!”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没有这样的先例。”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

  包炮居中,偶而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解放日报》是党报。”

  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

  “没有这样的先例。”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使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到会的共有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朱永嘉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江苏无锡人,与姚文元同龄——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十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时分了。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只有三十二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溜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三点,应该说足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一月十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

  潘国平还在嘟嘟嚷嚷,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一月八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谈判僵持着。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风更大了,雨更猛了。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安亭堆料场,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上千名造反队员在那里等候张春桥的到来。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红色的造反大旗,蓝色的工作服,绿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这三种颜色组成了这支造反大军。

  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

  十二日上午八时,一辆大卡车在泥水中驶来。

  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

  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声音!”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卡车上站着一群人,那个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便是从天而降的张春桥。他的左边站着王洪文,右侧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着黑布伞。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任。(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这时,张春桥推开了王洪文手中的伞,因为他见到造反队员们都在雨中淋着。王洪文当即收下手中的伞,以表示与大家“有苦同当”。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了!”潘国平用他咬亮的嗓子、清晰的吐字,一下子在堆料场上激起一阵欢呼声。

  “赤卫队”也出动了。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在欢呼声中,张春桥开始讲话了。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伸长脖子听着这“来自北京的声音”。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显得很“谦虚”。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顿时,“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口号声响成一片。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工总司”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队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张春桥引述的毛泽东语录,使场上的听众受到鼓舞。他继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

  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据王力告诉笔者,按语是他起草的。按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话。如此富有权威性的编者按,被人们视为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天,除了《人民日报》外,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张春桥的这几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全国震动了!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么搞?”很自然的,张春桥的话被热烈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说完一通开场白之后,张春桥言归正传。他掏出了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接着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这时,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迅速消退了。人群中出现骚动。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就在这时,王洪文开腔了。他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说道: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解放日报》是党报!”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产生的“反馈”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全场的情绪,顿时由冷转热,掌声再度响起。

  “《解放日报》是党报!”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王洪文趁机发出了号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的人,要我很好地依靠你们。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十一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台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象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噹噹响的“左派”了!

  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我绝不回北京!”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由于有王洪文与他唱“双簧”,使他的讲话大大增强了鼓动力。这是王洪文第一次与张春桥合作,再一次给张春桥留下好感。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工总司”的队伍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愿意回上海,跟着王洪文走了;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成了他们的头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前进,朝着苏州方向前进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昆山历险记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十二日中午,王洪文率领着一千多造反队员,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的口号,回到了上海。

  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上海街头,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

  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安亭事件好得很!”

  沪委(66)第12号

  中共中央

  “工总司是暴徒!”

  通知

  国务院

  “工总司岿然不动!”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央军委

  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中央文革小组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然而,贺电把上海“工总司”等树为“模范”、“光辉的榜样”,却使“造反英雄”们从此有恃无恐。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曹荻秋(签字)

  一月八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一月十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找他们干什么?”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胸前只差挂副望远镜、腰间少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眼珠子朝上翻,不可一世登上主席台。

  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王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象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印。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拆”,算是“总部”的人。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

  一月十二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一九六四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一月四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份——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当时“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是这样形容会场气氛:“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沸腾。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手擎《毛主席语录》,抬着大红喜报,高举毛主席像,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不激动啊!上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天下。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他老人家争气。……”

  “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

  王“司令”手下,正缺“成份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

  张春桥的讲话,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你是叛徒!右倾!”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足一伙的!”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三十二次提到毛泽东!读一读他当年的发言稿,那“毛主席”的出现的频率,是那么的高——几乎每一句话里都要提到: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地点:北京政协礼堂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把王洪文关起来!”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哦,“革命宣言”,“前进的号角”,“进军的号角”,张春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小学生”唱毕,另一个“小学生”上场。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羞答答地把右手举到帽沿,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

  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1.要罢张春桥的官;

  “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

  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3.炮轰上海市委。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溶在黑色的夜幕中。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

  这是昨夜十一点,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

  一夜“历险”,王洪文一溜烟逃回了上海。

  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谁都料想不到,王洪大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在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我们!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中午,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中午开会,在往常是几乎未曾有过的。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一月十四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

  张春桥仍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到曹荻秋的电话,张春桥只得去开会。他心中明白,中午开会,显然是为了针对下午的“工总司”的会议。不过,张春桥有所恃而无所恐,因为他已连夜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竟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

  上海市委书记处,曹荻秋与张春桥面对着面。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耿金章宣布“夺权”

  曹荻秋申述着自己的意见: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一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

  料定曹荻秋会说这番话,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悠悠抽烟。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落、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大印。

  曹荻秋继续说明自己的态度: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

  “‘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

  “‘工总司’在安亭同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

  张春桥依然笃悠悠地吞云吐雾,那双三角眼乜视着曹荻秋。如今,他是以双重身份出席会议: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受曹荻秋的领导,因为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可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则是在曹荻秋之上……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

  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显然,曹荻秋也察觉张春桥这般矜持的原因。虽然他的意见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其他同志的支持,赞同,但他还是当场接通了打给陶铸的长途电话。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

  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上。曹荻秋当着张春桥的面,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

  “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木头疙瘩”’。

  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

  曹荻秋对着电话话筒说了一句:“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

  两军对垒 争夺上海

  “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王洪文那“工总司”

  曹荻秋要张春桥听电话。

  “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着头。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这句话,紧急会议就结束了。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张春桥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一捻,站了起来,不言不语走了。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一月六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告上海全币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最高指示”。张春桥迟迟未到,使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开会。据告,会议重要,不接电话。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张春桥会不会变卦了呢?如果张春桥变卦,站到曹荻秋一边去,那么“工总司”就面临着总崩溃!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部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

  张春桥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毕竟来了。文化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口号声;“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一月九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是“知道了”,并没有大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

  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的代表。

  张春桥说些什么呢?当年的“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大抵因为太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尚可查到。兹照录于下: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

  特级报导: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工总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队员,作了重要讲话。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张春桥同志说:

  “赤卫队是保皇队!”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题。现在说明一下——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取缔赤卫队!”

  “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第二个问题,十一月九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

  “解散赤卫队!”

  张春桥软硬兼施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甜甜的声音。对于耿金章,张春桥不象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第三个问题,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好,我马上就来!”

  “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兴国路招待所被一堵高墙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名为招待所,实际上是内部的高级宾馆。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间。虽然外面的口号声震天响,这里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小洋楼从门口开始铺着红地毯,铺遍走廊、楼梯和房间。这儿成了张、姚的据点。在“文革”期间,张、姚回上海,总在这里落脚。

  “这一条我同意……”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

  就在这《特级报导》刚刚印发,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浆糊未干的新传单,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春桥同志!”

  大抵反复传抄的次数太多,种种“版本”的《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文字互有出入。笔者从当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其中把曹荻秋写成“曹获秋”,大抵出于“工总司”哪个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所签“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照手稿抄录,全文如下: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

  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

  急令耿金章回沪

  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张春桥签字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手中。上海的“三巨头”聚集在一起。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下指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你哪里?”

  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他完全违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决定,违背了陶铸同志今天中午在电话里对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于色。

  “有要事找他,快!”

  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

  “三巨头”越说越生气。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

  “什么事?”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魏文伯、曹荻秋双手赞成。

  对方不予答复。

  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电话占线——那是打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因为陈伯达正在给张春桥打电话!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

  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大抵是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很难令人听懂,便让王力替他接电话,充当“翻译”。

  “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陈丕显劈头便问陈伯达。

  “什么事?”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陈伯达回答道。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

  陈伯达的答复,象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

  张春桥呢?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中,曾回忆道: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

  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中央文革’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耿金章象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颜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邑。“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张春桥大喜,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美美地笑着,显得亲切极了,可爱极了。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们都是英雄了!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不取说一个不字。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王洪文正说得唾沫横飞,有人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春桥同志来电话。”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成的任务。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全都没有了。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功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顿。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一月二十五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

  于是,改选开始了。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特大号外

  “报成份!报成份!”台下有人喊道。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份”。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份”。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份”比别的“候选人”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五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一九四九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亦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在他报完“成份”之后,全场轰动。象他这样“红透了”的“成份”,又是苦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如同凤毛麟角。

  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那是二十四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二十三颗,可谓战果辉煌!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

  据《工人造反报》载:

  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

  —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昆山,向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大号外》,承认了错误。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工人造反报》又载: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玉喜。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一场“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当日——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象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免费旅馆”。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

  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虽说周宝林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耿金章。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定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王洪文对于这位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大队长,投以嫉妒的目光,而耿金章似乎对他也颇冷淡。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帐,不承认,那怎么办?”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一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

  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按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那传单说: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翌日——十一月十六日,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那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占了理!

  这句“最新最高指示”,立即从北京传遍全国。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

  “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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