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真的无用么,写在人生边上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Frèresser vants);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in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即使偶尔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湿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作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Kriegs liederschrei benundinZimmersiteenl)。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当英雄,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励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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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

世间,百无一用是书生。

文|朱光潜

这原本是清代文人黄景仁的一句自嘲之诗,未曾想却在后代的文人圈中流传甚广。

01.

文人,在大众的意识里,就是弱的代表。

“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上阵不能杀敌,居家不能小康,唯有一张三寸舌,是为无用。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就其为艺术而言,它与音乐、图画、雕刻及一切号称艺术的制作有共同性:作者对于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的观感,而这种观感都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的表现;这观感与表现即内容与形式,必须打成一片,融合无间,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和谐的整体,能使观者由玩索而生欣喜。达到这种境界,作品才算是“美”。

在中国的文人界,历来派别林立。

美是文学与其他艺术所必具的特质。就其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言,文学所用的工具就是我们日常运思说话所用的工具,无待外求,不像形色之于图画、雕刻,乐声之于音乐。每个人不都能运用形色或音调,可是每个人只要能说话就能运用语言,只要能识字就能运用文字。语言文字是每个人表现情感思想的一套随身法宝,它与情感思想有最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文学是一般人接近艺术的一条最直截简便的路;也因为这个缘故,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

战国便有儒、道、墨、法百家争鸣,孔孟老庄、墨子韩非,都是各派中的巨擘(bò),而这其中,庄子貌似最为无用。

我们把语言文字联在一起说,是就文化现阶段的实况而言,其实在演化程序上,先有口说的语言而后有手写的文字,写的文字与说的语言在时间上的距离可以有数千年乃至数万年之久,到现在世间还有许多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远在文字未产生以前,人类就有语言,有了语言就有文学。

1

文学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普遍的一种艺术。

若是论及庄子的无用,首先必谈的便是他的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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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穷的文人不少。孔子穷过,曾困于陈、蔡之间,藜(lí)羹不斟(zhēn),七日不尝米饭滋味。却也会有富裕时候,也会追求“食不厌精,脍(kuài)不厌细”的精致饮食;

在原始民族中,人人都欢喜唱歌,都欢喜讲故事,都欢喜戏拟人物的动作和姿态。这就是诗歌、小说和戏剧的起源。于是至今仍在世间流传的许多古代名着,像中国的《诗经》,希腊的《荷马史诗》,欧洲中世纪的民歌和英雄传说,原先都由口头传诵,后来才被人用文字写下来。在口头传诵的时期,文学大半是全民众集体创作。一首歌或是一篇故事先由一部分人倡始,一部分人随和,后来一传十,十传百,辗转相传,每个传播的人都贡献一点心裁把原文加以润色或增损。

陶潜也穷过,却也还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依旧可以日日饮酒高歌归田间;更不论王摩诘(jié)、白乐天、苏东坡这些讲究品质的生活了,即便宦海沉浮,他们依旧将日子过得十分精致。

我们可以说,文学作品在原始社会中没有固定的着作权,它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集腋成裘的。它的传播期就是它的生长期,它的欣赏者也就是它的创作者。这种文学作品最能表现一个全社会的人生观感,所以从前关心政教的人要在民俗歌谣中窥探民风国运,采风观乐在春秋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政典。

庄子之穷,却是真穷。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原始社会的文学就几乎等于它的文化、它的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等等都反映在它的诗歌、神话和传说里面。希腊的神话史诗,中世纪的民歌传说以及近代中国边疆民族的歌谣、神话和民间故事都可以为证。

庄子虽为贵族后裔,却生来贫困,一生困厄。虽也在朝为吏,却不过一介小小的漆园吏,而且这小小漆园吏也未能长久做下去,以至一度沦落在贫民窟中编织草鞋为生。曾还因断炊,向监河侯借米未果。

口传的文学变成文字写定的文学,从一方面看,这是一个大进步,因为作品可以不纯由记忆保存,也不纯由口诵流传,它的影响可以扩充到更久更远。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变迁也是文学的一个厄运,因为识字另需一番教育,文学既由文字保存和流传,文字便成为一种障碍,不识字的人便无从创造或欣赏文学,文学便变成一个特殊阶级的专利品。文人成了一个特殊阶级,而这阶级化又随社会演进而日趋尖锐,文学就逐渐和全民众疏远。

《庄子》秋水篇中有一则故事,不知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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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南方楚威王曾派大臣来请庄子辅政,庄子却将使者揶揄一番,并且得出一个结论,“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宁愿活在烂泥中摇尾,也不愿将自己困于朝堂。

这种变迁的坏影响很多:第一,文学既与全民众疏远,就不能表现全民众的精神和意识,也就不能从全民众的生活中吸收力量与滋,它就不免由窄狭化而传统化、形式化、僵硬化。其次,它既成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兴趣,它的影响也就限于那个特殊阶级,不能普及于一般人,与一般人的生活不发生密切关系,于是一般人就把它认为无足轻重。

若是孔子当世,见此情形,或许会扼腕叹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wū)也”。

文学在文化现阶段中几已成为一种奢侈,而不是生活的必需。在最初,凡是能运用语言的人都爱好文学;后来文字产生,只有识字的人才能爱好文学;现在连识字的人也大半不能爱好文学,甚至有一部分人鄙视或仇视文学,说它的影响不健康或根本无用。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要想郑重其事地来谈文学,难免有几分心虚胆怯,他至少须说出一点理由来辩护他的不合时宜的举动。这篇开场白就是替以后陆续发表的十几篇谈文学的文章作一个辩护。

所以从现世的角度来看,庄子之穷,庄子的困顿人生,无疑都是他无用的绝佳证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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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起于实用,又超过实用。”

老子曾说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先谈文学有用无用问题。一般人嫌文学无用,近代有一批主张“为文艺而文艺”的人却以为文学的妙处正在它无用。它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人类超脱自然需要的束缚而发出的自由活动。比如说,茶壶有用,因能盛茶,是壶就可以盛茶,不管它是泥的瓦的扁的圆的,自然需要止于此。但是人不以此为满足,制壶不但要能盛茶,还要能娱目赏心,于是在质料、式样、颜色上费尽机巧以求美观。就浅狭的功利主义看,这种功夫是多余的,无用的;但是超出功利观点来看,它是人自作主宰的活动。人不惮烦要作这种无用的自由活动,才显得人是自家的主宰,有他的尊严,不只是受自然驱遣的奴隶;也才显得他有一片高尚的向上心。要胜过自然,要弥补自然的缺陷,使不完美的成为完美。

其实世间的有用和无用都是相对而言的。

文学也是如此。它起于实用,要把自己所知所感的说给旁人知道;但是它超过实用要找好话说,要把话说得好,使旁人在话的内容和形式上同时得到愉快。文学所以高贵,值得我们费力探讨,也就在此。

“三十辐共一毂(gǔ),当其无,有车之用。埏(shān)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yǒu)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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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用,有用才得以彰显。

这种“为文艺而文艺”的看法确有一番正当道理,我们不应该以浅狭的功利主义去估定文学的身价。但是我以为我们纵然退一步想,文学也不能说是完全无用。人之所以为人,不只因为他有情感思想,尤在他能以语言文字表现情感思想。试假想人类根本没有语言文字,像牛羊犬马一样,人类能否有那样光华灿烂的文化?可以说大半是语言文字的产品。

《庄子·人间世》:“山木自寇(kòu)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有了语言文字,许多崇高的思想,许多微妙的情境,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才能流传广播,由一个心灵出发,去感动无数心灵,去启发无数心灵的创造。这感动和启发的力量大小与久暂,就看语言文字运用得好坏。在数千载之下,《左传》《史记》所写的人物事迹还活现在我们眼前,若没有左丘明、司马迁的那种生动的文笔,这事如何能做到?在数千载之下,柏拉图的《对话集》所表现的思想对于我们还是那么亲切有趣,若没有柏拉图的那种深入而浅出的文笔,这事又如何能做到?从前也许有许多值得流传的思想与行迹,因为没有遇到文人的点染,就湮没无闻了。我们自己不时常感觉到心里有话要说而说不出的苦楚么?孔子说得好:

山中林木因为非良木,因其无用而得以存世,成为参天大树。这便是无用之用。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世人眼中的无用,恰恰便是庄子选择的有用。

单是“行远”这一个功用就深广不可思议。

在庄子看来,无用之用,恰为大用。

03.

世人皆汲汲于富贵、功名、利禄,在这条拥挤的大道上困顿一生。庄子反其道而行,选择旁边无人走的小路。

“如果一种道德观要养成精神上的残废人,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世人拼命追求的,他弃若敝屣(xǐ);世人不屑一顾的,他却视若珍宝。庄子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精神的自由。

柏拉图、卢梭、托尔斯泰和程伊川都曾怀疑到文学的影响,以为它是不道德的或是不健康的。世间有一部分文学作品确有这种毛病,本无可讳言,但是因噎不能废食,我们只能归咎于作品不完美,不能断定文学本身必有罪过。从纯文艺观点看,在创作与欣赏的聚精会神的状态中,心无旁涉,道德的问题自无从闯入意识阈。纵然离开美感态度来估定文学在实际人生中的价值,文艺的影响也决不会是不道德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有纯正的文艺修养,他在文艺方面所受的道德影响可以比任何其他体验与教训的影响更为深广。

虽然面见魏王的时候,庄子粗布破衣,面露惫态,被魏王揶(yé)揄,却丝毫不露赧(nǎn)相,而是自然驳回,“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bèi)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

“道德的”与“健全的”原无二义。健全的人生理想是人性的多方面的谐和的发展,没有残废也没有臃肿。譬如草木,在风调雨顺的环境之下,它的一般生机总是欣欣向荣,长得枝条茂畅,花叶扶疏。情感思想便是人的生机,生来就需要宣泄生长,发芽开花。有情感思想而不能表现,生机便遭窒塞残损,好比一株发育不完全而呈病态的花草。文艺是情感思想的表现,就是生机的发展,所以要完全实现人生,离开文艺决不成。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比做一个衣食无忧的人,对于庄子来说更重要。

世间有许多对文艺不感兴趣的人干枯浊俗,生趣索然,其实都是一些精神方面的残废人,或是本来生机就不畅旺,或是有畅旺的生机因为窒塞而受摧残。如果一种道德观要养成精神上的残废人,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拒绝楚威王的请求,拒绝在乱世之中做一个无法左右自己的傀(kuǐ)儡(lěi),而是甘愿在贫困的日常生活中做一介思想自由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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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可以贫瘠,精神却需要绝对丰盈与富足;甘其食,美其服,做小国之寡民,这是庄子。

表现在人生中不是奢侈而是需要,有表现才能有生展,文艺表现情感思想,同时也就滋养情感思想使它生展。人都知道文艺是“怡情养性”的。请仔细玩索“怡养”两字的意味!性情在怡养的状态中,它必定是健旺的、生发的、快乐的。这“怡养”两字却不容易做到,在这纷纭扰攘的世界中,我们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费在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奔波劳碌,很机械地随着疾行车流转,一日之中能有几许时刻回想到自己有性情?还论怡养!

以世俗的眼光看庄子,他或许是无用的;以世外之心看待庄子,庄子却是一个十足有用的智者。

凡是文艺都是根据现实世界而铸成另一超现实的意象世界,所以它一方面是现实人生的返照,一方面也是现实人生的超脱。在让性情怡养在文艺的甘泉时,我们霎时间脱去尘劳,得到精神的解放,心灵如鱼得水地徜徉自乐;或是用另一个比喻来说,在干燥闷热的沙漠里走得很疲劳之后,在清泉里洗一个澡,绿树阴下歇一会儿凉。世间许多人在劳苦里打翻转,在罪孽里打翻转,俗不可耐,苦不可耐,原因只在洗澡歇凉的机会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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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中国文人有“文以载道”的说法,后来有人嫌这看法的学气太重,把“诗言志”一句老话抬出来,以为文学的功用只在言志;释志为“心之所之”,因此言志包含表现一切心灵活动在文学理论家于是分文学为“载道”、“言志”两派,仿佛以为这是两极端,绝不相容——“载道”是“为道德教训而文艺”,“言志"是“为文艺而文艺”。其实这问题的关键全在“道”字如何解释。如果释“道”为狭义的道德教训,载道就显然小看了文学。

庄子追求精神的逍遥无待,不同于儒家的文以载道、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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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开篇:

文学没有义务要变成劝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头讲章。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

如果释“道”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学就决不能离开“道”,“道”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志为心之所之,也就要合乎“道”,情感思想的真实本身就是“道”,所以“言志”即“载道”,根本不是两回事,哲学科学所谈的是“道”,文艺所谈的仍然是“道”,所不同者哲学科学的道是抽象的,是从人生世相中抽绎出来的,好比从盐水中所提出来的盐;文艺的道是具体的,是含蕴在人生世相中的,好比盐溶于水,饮者知咸,却不辨何者为盐,何者为水。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用另一个比喻来说,哲学科学的道是客观的、冷的、有精气而无血肉的;文艺的道是主观的、热的,通过作者的情感与人格的渗沥,精气与血肉凝成完整生命的。换句话说,文艺的“道”与作者的“志”融为一体。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04.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文艺到了最高的境界,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观照与彻底的了解。”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我常感觉到,与其说“文以载道”,不如说“因文证道”。《楞严经》记载佛有一次问他的门徒从何种方便之门,发菩提心,证圆通道。几十个菩萨罗汉轮次起答,有人说从声音,有人说从顔色,有人说从香味,大家总共说出二十五个法门(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每一项都可成为证道之门)。读到这段文章,我心里起了一个幻想,假如我当时在座,轮到我起立作答时,我一定说我的方便之门是文艺。我不敢说我证了道,可是从文艺的玩索,我窥见了道的一斑。

... ...

文艺到了最高的境界,从理智方面说,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观照与彻底的了解,如阿波罗凭高远眺,华严世界尽成明镜里的光影,大有佛家所谓万法皆空,空而不空的景象;从情感方面说,对于人世悲欢好丑必有平等的真挚的同情,冲突化除后的谐和,不沾小我利害的超脱,高等的幽默与高度的严肃,成为相反者之同一。柏格森说世界时时刻刻在创化中,这好比一个无始无终的河流,孔子所看到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希腊哲人所看到的“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所以时时刻刻有它的无穷的兴趣。抓住某一时刻的新鲜景象与兴趣而给以永恒的表现,这是文艺。

浩浩然如冯虚御风,恰是思无涯。

一个对于文艺有修养的人决不感觉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闷。他自己有表现的能力固然很好,纵然不能,他也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动态便成为他的诗,他的图画,他的戏剧,让他的性情在其中“怡养”。到了这种境界,人生便经过了艺术化,而身历其境的人,在我想,可以算得一个有“道”之士。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追求精神的逍遥,即便如鹏鸟扶摇直上九万里,也不过是一场异想天开,对于现世的生存没有丝毫益处。

从事于文艺的人不一定都能达到这个境界,但是它究竟不失为一个崇高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在努力修养之后,可以追求得到。

但从精神的层面来看,庄子身处红尘之中,心却早已在红尘之外。

文字|内容选自《谈文学》朱光潜 着,漓江出版社

临渊看秋水无涯,入梦化蝶为仙人。即便枕边妻离世,庄子亦能鼓盆高歌。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他自由的精神世界里,生活本就是一场经历,生死无隔。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庄子,更是飘然如仙家,逍遥在世外。

他的文字汪洋恣(zì)肆(sì),瑰丽奇谲(jué),意象之外,有意外之象。

正是因其无用、无功利,庄子的文学反而自成一种独特的美,成为后世千年文人的精神家园。

归隐田园的陶渊明,浪漫飘逸的李太白,游历四方的苏东坡,无一不是在内心住着一个庄子。所以他们的诗文之中,总有一种逍遥自在。

当代美学大师李泽厚也说过,中国文人的外表是儒家,内心永远是庄子。

摒弃一切功利的念想时,文人更愿意是一个御者,乘风而去,在天地之间自由游弋,没有丝毫的杂念,只是静观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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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西方唯美主义的代表奥斯卡·王尔德便极为推崇庄子。在他看来,庄子除了是一个文学天才之外,更是一个哲人。

“庄子毕生推崇‘无为’的伟大信条,并且指出一切有用之物的无用……将行动化为思考,将思考化为抽象,这就是他狡黠而玄妙的目标。”

亦如康德所说,“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美,有它的自生法则。在美学层面上,但凡伟大的作品,或是让人感到愉悦的美都不是刻意为之。

川端康成就曾在夜半醒来时发现花未眠,见独自悠然开放之花,才惊觉花之美态。

实际上,美都是无用的。

庄子所言无用,实际上是将心归于自然的一种自然之美。不以心为形役,世间一切都自成其美。

春日慢行田间,可为一朵花开而惊艳;晨起看朝阳,可为初升之日而落泪;不过是因为世界美得云淡风轻,却含着生命的冲动而已。

断桥残雪,青砖黛瓦,一笔斜阳便写下美这一字。

唐朝仕女,宋朝瓷绘,笔墨山水,看似无用,却收纳了中国的千古。

庄子的无用之用是大用,无用之美是大美。

千年如是。

看花开,闲将时间赋予,心便生欢喜。

一盏茶,一杯酒,溪边垂钓,独自亦逍遥。

这无用,美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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