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人生边上,现代着名作家钱钟书一生中为何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务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辞,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1910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苏名城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

  最近接到黎烈文夫人来信,谈起烈文对旧作的态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少年时期所写的小说,原名《舟中》,后来有人偷印,改名《保姆》。当年靳以在永安买到了,使烈文脸红,他不愿意人知道有这一本东西……”国内有人想出版烈文的创作选集,所以雨田说:“不应该再将它重印。”

                        一九八二年八月

1925年 十五岁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大型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 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 ,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杨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 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 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 。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已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 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重印前记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 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 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 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 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 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 以后,我抽空又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 coeur d'a 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 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 。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 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 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 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 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 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 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 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 可以凑得成和的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 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 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 。
葡京赌王网 ,  这部书禄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 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必了一 些字句。《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 出版的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国权(Nathan K.Mao)先生的英译 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
  一九八0年二月
  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 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志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 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为了塞尔望——许来伯(Sylvie Servan-Schreibe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 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外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次印刷, 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 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我同意她的意见。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成都读过《舟中》,觉得平平常常。三十年代我在上海认识烈文,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他从未提过《舟中》,我编印丛书,他也不曾将这类旧稿交给我重印。人对待自己的作品应当严格,当时我自愧不如他,我比较随便。

1929年 十九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高到让同学拜服的地步,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到清华后他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还在大学期间建立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观念,知识结构正式形成。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该时代的文学天才。

  但是在作家中我可以算做不幸的一个:我的作品的盗版本最多,有的“选集”里甚至收入了别人的文章。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制止盗版和不征求同意的编选,我便亲自动手编印选集,不让人在我的脸上随意涂抹。我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

  关于我自己,我有两点意见:一、我不是文学家,我当时不过拿文学做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二、我是一边写作一边学习,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我最初不好意思拿稿费,我是这样想: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所以我把第一本小说的“版税”送给了一个朋友。以后书写多了,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嘛!”说到修改作品,拿《家》来说,自从一九三一和三二年小说在《时报》连载后,到一九八○年我一共改了八次。今后大概不会再改了。关于修改作品,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坚持作家有这个权利。我说过,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以后就不能修改。作家总想花更多的功夫把作品写得更好些。拿我来说,就是把武器磨得更锋利些。倘使改得不好,读者不满意,可以写文章批评,但是谁也不能禁止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规定以初版本为定本。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初到牛津,就摔了一跤,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杨绛急得不知所措。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杨绛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我敬佩烈文不提少作,我也不愿意别人把我发表第一本小说以前写的东西找出来重印。不管有没有出版法,我认为作家应当享有作品的“版权”,既然他对自己的作品负有责任。没有得到作者同意就编选、翻印别人的作品,这是侵犯“版权”。对这类事情作家也可以进行抵制和抗议。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之后随妻子杨绛[5]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我也曾经说过,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是社会的东西,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因为作品发表以后就在读者中间产生作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品是作家劳动的成果,是根据作者的生活经验与思想感情写成的,只有作者最了解作品写成的甘苦,他不会因为某一位读者的批评而随意修改作品,但是他也应该知道自己对读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世界上有千万部作品被人遗忘,让人抛弃。可见作品既不属于作者个人,它又属于作者个人。这种关系可以通过“版权”来说明。作者的“版权”必须得到保障,但“版权”并不是私有财产。

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作品的“版权”奋斗,我的书橱里至今还有一大堆随意拼凑、删改的盗版图书。作品的本来面目给歪曲了,我不能不心痛。一再提到“版权”,我不是想到稿费,我已经下定决心:在所有的旧作上面,不再收取稿费。我要把它们转赠给新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品既然不属于作者个人,我也无权将“版权”视为私有财产给儿女亲属继承。

在湘西两年。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和《七缀集》。

  在《随想录》中谈文学馆,这是第三次了。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虽然成立不久,规模很小,但发展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大量开发的日子就会到来的。一九五五年我读过法国作家萨特的《对新中国的观感》,里面有类似这样的话:中国人跟你谈今天的工作,他心目中还有个明天,他好像看到了明天的情况。事隔二十八年,我很可能记错萨特的话,现在行动不便,查原文也有困难。①在这里我只想说,我已经看到了文学馆的明天。这明天,作者和读者人人有份。我的心灵仿佛一滴水,在这汪洋的大海中找到了归宿。有一天我会被读者忘记,我的作品将和一切选本书、盗版书一起化为尘土。但是我们的文学事业一定要大发展,任何干扰都阻止不了繁花似锦局面的出现。

1941年,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九月十五日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① 我终于找到了萨特的原文:“我们时常非常感动地看到:许多工程师、工人、农民像未卜先知的人那样很自然地对我们描绘一个他们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儿女们来代替他们看到的未来社会。”这是二十八前写的文章,可惜萨特以后没有机会重访中国。(九月十九日)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再版, 1949年三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再版而止。是“开明文史丛刊”之一。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

1949—1953年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

1955—1957年 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不久即遭到批判。他在序言中指摘宋诗的缺点称:“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

五十年代末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6]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着作,所幸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被逼含冤自杀。

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返回北京,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5年 六十五岁。此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钟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 六十六岁,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4月至5月,六十九岁的钱钟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相继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 七十岁。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1982年 七十二岁《管锥编增订》出版。

1983年 七十三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 七十四岁。《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5年 七十五岁。《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 七十九岁。《钱钟书论学文选》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0年 八十岁。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1991年 八十一岁。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 八十八岁。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历史点评:钱钟书是中国现代着名作家、文学研究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就喜好古经典籍,故而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他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学贯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西方语言文化方面都有所建树。

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据说钱钟书的开幕词“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因为他说伟大人物是不需赞美的”。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钱钟书对鲁迅的态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钟书是一个特殊的作家,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极少正面评价。他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他在学生时代评价过同学曹葆华的诗歌,但也是以否定为主。钱钟书的这种个性和风格,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我们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或者学术文字中的线索,来判断他的思路和风格,可以为研究钱钟书打开另外的思考天地。

钱钟书是一个善于用讽刺手法的作家,在他所有的文字中,这是最明显的风格,但作为小说家,钱钟书的想象力并不超群,他凭空虚构故事的能力,从他已有的小说创作来判断,也有较大局限。他的小说一般都有故事来源,有些甚至能让读者产生与真实生活对应的感觉。所以钱钟书凡出小说集,都要强调他的故事是虚构的,不要对号入座,这其实是钱钟书对自己小说虚构能力的不自信。

出版《人·兽·鬼》的时候,钱钟书在前言中说:“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到了《围城》出版的时候,他又在序言中强调:“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杨绛在《关于小说》中表达过一个意思:“真人真事的价值,全凭作者怎样取用。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这也可以看成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一个经验。所以,研究钱钟书的小说,使用一些索隐的方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有可能这是理解钱钟书小说的一个基本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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