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看不懂,他骂过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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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寐叟以方胜,吴缶庐以圆胜;沈寐叟意在生辣,吴缶庐旨在醇厚。沈寐叟以小见大、以局部见整体;吴缶庐则从大见小、从整体到局部。两位大家可以标志着民初书坛上的两种不同路数,当然是同样有高度的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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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蘧常(1890—1989),字瑷仲,号明两,浙江嘉兴人。著名章草书法家。一生基本上在大学任教授,文史哲艺俱通,著作宏富。王蘧常开始写《九成宫》,之后又学《十七帖》,写北碑,主要临习《张猛龙》和《郑文公》。19岁时,师从名书家沈寐叟。沈先生见他习北碑,很是赞许,又见弟子学《十七帖》,以为王右军笔法是“远承章草”,但章草传本,如今只有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出师颂》以及萧子云的《月仪帖》数种了。所以沈寐叟对弟子说:“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于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王蘧常敬志不忘,从此走上了研习章草书的漫长道路,矢志不渝,持之以恒,终有大成。

沈曾植“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又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见《海日楼札丛》卷八)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欲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

沈寐叟晚年还有一段佳话,就是和小徒弟王蘧常的故事。

     王蘧常(1900一1990)字瑷仲,号明两。浙江嘉兴人。一生基本上在大学任教授,文史哲艺俱通,著作宏富。王蘧常是现当代以章草著名的书家。书法欣赏以章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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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年,沈寐叟觉得时机成熟,便督促康有为加快变法;当康成了光绪帝的大红人,沈寐叟又送他一本《唐顺宗实录》,警告他切勿过激生变,康当即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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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看,这是康南海的一首自作诗,祝贺“寐叟四兄”与李夫人的50年金婚大庆。

     所以沈寐叟对弟子说:“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于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王蘧常敬志不忘,从此走上了研习章草书的漫长道路,矢志不渝,持之以恒,终有大成。所作章草,古雅、厚重,时出方意,已对前人的章草书作了发屐的书家。 

沈曾植晚年的书法,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在用笔的提按方面,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罗振玉在1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赝安吴,诋毁赵之谦一事”,可与佐证。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卷二中记载:“冒鹤老尝遇寐老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为外人道。”此又一佐证。王国维有诗赞沈曾植的书法是“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作为同时代的大学者,此话切中要害。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寻找表达“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备复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异态”而著称的黄道周与倪元璐作为师法的对象。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这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今天仍有书论家在“碑学帖学”地唠叨,他们真该回过头去,好好读读沈寐叟了。

     王蘧常开始写《九成宫》,之后又学《十七帖》写北碑,主要临习《张猛龙》和《郑文公》。19岁时,从名书家沈寐叟先生学。沈先生见他习北碑,很是赞许,又见弟子学《十七帖》,以为王右军笔法是“远承章草”,但章草传本,如今只有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出师颂》以及萧子云的《月仪帖》(一般传为索靖所书)数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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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提到的寐叟四兄,正是大名鼎鼎的沈寐叟。沈寐叟与夫人的金婚纪念,是在1922年的阴历六月初。那年七月,沈寐叟大病;十月,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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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叟回乡,遇到毛遂自荐的小伙儿王蘧常,遂成忘年之交。王蘧常后来成为一代章草大家,除了自身的勤奋和天赋,正是得益于沈寐叟的指引。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与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 二说大同小异,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没有什么意思”;一说是“刻意经营,竭尽全力”。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王说更接近些。据沈曾植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光绪壬寅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重入都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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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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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一道,既汇众长于一,寐叟少年时得启迪于张裕钊,后遂由帖入碑,南北融化,上自先秦出土文物,下至唐人写经,无所不取、无所不舍。寐叟所处之时代,玉人士称寐叟弟子王蘧常为当代王羲之,其弟子尚然,高出弟子数倍之寐叟,奚待戋戋之赘言乎?

他不仅读书期间学习刻苦,工作以后更是把学习“常态化”——在刑部工作,通读古今律法;在外交部工作,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

"昔年书法传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间。满地残阳看绝笔,落花如雪泪如环。"此余师兄王君蘧常题其师沈寐叟墨迹之绝句诗也。王君十余岁由其父甲荣携往请业,寐叟未及与之论学术,简述书法奥诀告之,君晚岁题其真迹,为诗如此,余手录之,今稿不复存,尚能背诵不误。

沈寐叟不是那种光芒四射的天才,但他的学问如少林功夫,低调而扎实。 这种本事最让人敬佩。

沈曾植书擅各体,尤以草书为佳。初学包世臣,复取法于邓石如,晚年转宗明末著名书法家黄道周、倪元璐,因而其书风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书多用方笔,风格挺健峭拔,沙孟海先生评其书曰:“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民国时以遗老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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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

沈寐叟善学到什么程度呢,四十来岁,伺候生病的母亲,几年后居然把医学也给整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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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在遗老的形象中窥出一丝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书法上,沈寐叟却是一个相当有胆魄的创新大家,他以北碑传统为基点,在深入到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与线条表现)的深层内容之后,沈寐叟毅然决然,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他的方笔斩截、锐而不峭、厚而不滞,见出极强的驾驭功底。但更令人振奋的,还在于他以方笔顿挫带动行草书的连贯意识,把具体的连贯按照顿挫间隔成一组组意的连贯,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种结体意识,又有努力求空间开张的横向宕开,更有方线条棱角、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勾连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种出众效果都是在流畅的挥洒过程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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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嫌弃康有为太爱说大话,沈曾植对他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也不恼火,只是“惭而退”。

沈寐叟的书法,是碑帖结合的一个范例。他早年学包世臣,学二爨,后来喜欢张裕钊,这种路径搁在一般人早就写“死”了——写爨的成爨体,写张裕钊的成南宫体,但沈寐叟能脱出来,完全是因为他学问太大,学通了,堵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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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寐叟的书法价值,在于他的探索与突破,至于本身写得好坏,反倒在其次。碑帖结合是沈寐叟的书法道路,当今和未来,书家若有大的作为,也必然要走这条路。

寐叟入仕途于晚清中光绪六年庚辰第二十四名贡士,出余舅祖翁瓶庐相国同和门下,殿试第三甲第97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第二等第20名,钦用主事,观政刊部,自是始与贤士大夫交游,名扬海内矣。寐叟生值清季,觅见历代古物及新发现之文献珍品,以其乾嘉治学之法治之,于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尤所究心,于甲骨文,敦煌秘籍,靡不究心,熔为一冶。与罗振玉、王国维诸先生论学开一世之新风,而罗、王包罗之广犹不能及寐叟,寐叟于学术外尤擅书法绘画,此皆罗、王所不能旁及者也。论并世学人,或与太炎章先生并列,然太炎不信甲骨,治学趋向,一以清中叶为归,结一代之局则有余,若云创新,则逊寐叟一筹矣。

王国维比沈寐叟小27岁,当时已是著名学者,但遇到疑难,也常来登门求教。沈寐叟晚年定居上海,王国维还来请教,沈寐叟跟他聊着聊着,便说,我看某人写了本什么书不错,不过还不够细致,你如果给理一理,就是一本好书。王国维照办,真就整出了一本书……

书法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息息相关。尤于书法本身,穷源竟委,集其大成,自创新面,然可以前无古人,如寐叟者,所以被尊为"三百年来第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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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叟是晚号,他的大名叫沈曾植,1850年生于浙江嘉兴,比康有为大8岁。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事实上,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样复杂多多,尤其是晚年。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沈氏取法简牍、唐人写经、《二爨》、钟太傅、索靖、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黄山谷、倪元璐、黄道周都有些痕迹,这说明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碑帖结合,兼容并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题《伊川击壤集》、《曹恪碑》、《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三跋时,纯用米芾笔法,驾轻就熟,非常老到。从中可以透出两个消息: —是沈曾植借米芾书风来达到“意态纵横”的目的,他推崇黄小仲的“始艮终乾”之说从中得到了验证;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实现“备魏取晋”理想的绝妙高招。因为他一生的学术与人生总旨皆在魏晋风骨上。正是他从米芾那里悟到了“八面出锋”的用笔方法,并将米氏刷字转化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见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才是他书法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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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后,保守派大怒,要收拾康有为。沈寐叟出招,你假装沉迷金石,就能骗过这些老东西。因为他喜欢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便让康有为来一部《广艺舟双楫》,康有为多有才,真的就写出来了。不过因为这事,康有为也爱说大话,有一回沈寐叟不高兴了,说,“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立刻“惭而退”。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激情。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足“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评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儿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后来,陆维钊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叹识王字真谛太迟之慨。真可谓是英雄之见略同矣。

沈寐叟生在晚清,走的是正常的学而优则仕之路,他那么大学问,除了天赋以外,就是善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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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大哥的,都对了。所以康有为这辈子没服过谁,就服沈寐叟。

沈曾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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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子。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这是他后来自谓“书学深”的开始。当然,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眼光,有时月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主张相一致的。

沈寐叟31岁那年,结识了23岁的康有为,从此,康有为便视寐叟为带头大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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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有一张著名的书法作品——

寐叟一生,政事学术,出入綦忙,懒于著作,其名著《蒙古源流笺证》,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其他书名繁多,或数页而止,短书杂札,往往书于帐册之背或杂纸之上,虽标明为书,实不过未经整理排比之读笔记、简端评识而已。余客寐叟嗣子慈护处,按《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这例编次之,颜日《海日楼札丛》者是也,虽此属畸零汇辑之书,未足见寐叟学术之广博弘大,然未尝不可窥豹一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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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典型:作为遗老,沈寐叟深深重视清代碑学所具有的价值,他不可能跨越这个历史的规定。但作为艺术家,他又具备本能的开拓希望,因此他努力寻求在规定下的发展空隙,从一个清代人感到迷惘的风格夹缝中走了出来。在一时间,沈寐叟的北碑行草风成为民初书坛的一面大旗。

沈寐叟学贯中西,在晚清民国,被誉为中国大儒。什么天文地理,经史子集,外加音律书画,你听说过的,他都懂,你没听说过的,他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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