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土地背负者的心灵史诗,与时间一样老去的

摘 要:倪田金新着《开往会稽山的客车》把城市梦这个主旨隐含在爱情故事之中,那个年代农村人都怀揣着一个“跳出农门”的梦想,为此他们开辟了不同的路径,牺牲和奉献了金钱、爱情、尊严等,甚至触犯了法律。小说注重人物活动场景的设置,围绕城市梦,展开爱情梦与文学梦;结构线索清晰,主辅线交叉推进,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成功。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倪田金 《开往会稽山的客车》 城市梦 爱情梦 文学梦 在前卫先锋标新立异的当代文坛,在物欲横流纷繁浮躁的“互联网 ”时代,倪田金这位五十多岁的高校学生处处长,能够拔冗剔繁沉静下来把他陈酿多年的爱情故事,装在一辆通往会稽山深处的客车上,让我们闭上双目,重新温习一下那与时间一样老去的爱情梦、文学梦、城市梦…… 一、中国梦城市梦 十八大后习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构建整个中国复兴之路中国梦的实现一定要靠城市梦的实现,以中国为代表的城镇化是21世纪影响全球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科技。中国梦城市梦是指现代理想城市建设,即社会学意义上的城镇化建设。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倪田金长篇小说《开往会稽山的客车》,所展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梦,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青年人人都怀揣着的一个梦想,就是进城工作成为城市人的梦想。 小说是写那些从越州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会稽山区128所乡村学校后所演绎的进城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我”马波是1986年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会稽山区的一所中学任教的,包括“我”父母认为,“我”和许多人一样,进城之路犹如李白的“蜀道之难”。“但愿我有朝一日能调到城里工作”,是“我”父亲今生后的愿望。 作者在表达城市梦这个主旨时,是把它隐含在爱情故事之中的,是让读者跟在客车上艳遇而又陶醉凄美无私不了而终的爱情故事后,感受那个时代普通的农家子弟大学毕业想要留在城里工作该有多难?就在“我”对城市梦消极期待四年之久后,这个“穿一件低领短袖猩红色的连衣裙,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头上戴一顶镶边的白色草帽”,名叫程水娟的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大学生,给了“我”一个爱情梦,填补了我“感情的空白”。 是什么让这个大学毕业四年在父母不断施加相亲压力的情形下,还苦苦捱着寂寞时光的青年孤守空房呢?一是工作。这是一种日常行为,正如吃饭睡觉。二是文学梦。课余时光读书写作,填补寂寞时光,更重要的是为了完成城市梦。三是城市梦。这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梦想。在文章《中国将在2050年完成城镇化》中说道,2012年开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止步不前。2011年城市人口超过50%,2013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可这其中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还有待时日。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颁布,城镇化在中国已经是不可阻挡的浪潮。但是现在乡村社会开始逆袭,农民工和村民往往都不愿意加入城市户口,所以说新世纪的这半个世纪,不能叫中国人的城市梦,只能说是国家社会学意义上的城镇规划。四是爱情梦。或许是没有遇到浪漫而真挚的爱情,这个梦一直枯竭着。对工作,作者在文中涉猎甚少,尽管会稽山深处这所乡村中学是作者有意无意间塑造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景,也有对这所学校精心的描写,比如对三层高的教工宿舍楼的深刻描写:“就像直立在溪边超级偏瘦的火柴盒,让人担心会被一阵突来的狂风吹倒”,还有对这宿舍楼里属于“我”独居的十二平方米的房间的留恋。 二、城市梦的路径选择与诠释 这部小说所表达的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梦,农村人尤其是农村的青年人都怀揣着一个“跳出农门”的梦想,对于进城的路径,倪田金在这部小说中有所展示: 一是靠政策办厂挣钱进城。程水娟的姐夫在上海承揽建筑工程,崔小石女友的父亲曾是乡村教师也在上海做了包工头子。 二是靠着父辈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这首先要看大学毕业生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来自乡村的人自然要分配回到乡村支援家乡教育事业,这是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与“我”同寝室的朱文的父亲是城里当官的,朱文毕业后分配到了城里的一所名牌中学,后来又是他父亲托关系把他调到了《越州商报》工作。 三是靠金钱敲开城市的大门。包工头子的儿子,就是带着漂亮女友和表妹来“我”校跳交谊舞的张一江,就是花了二十万托关系进了城。 四是要有“深厚背景”。“我”所在的山村中学的校长,一干就是几十年,五十岁出头进了城,按能力本该当个中学副校长,因为没有“深厚背景”,只当了个校办主任。这是不论功劳论关系。 五是靠美貌。那些貌美如花的村姑们,竟然把一个小小的公交客车视为进城的救命稻草,为此不惜奉献青春和肉体。有一个标致的女孩嫁给了矮个子售票员,进城了,当了劳务商场卖货的营业员,这点燃了多少村姑进城的希望啊!数学老师周明的女友不惜退掉已有两年的婚约,在一个夏天的雨夜走进车站城里司机的卧室,后来进城无望婚约遭退梦醒时分喝下农药自杀了。 后一类,就是无权无势无背景无金钱的“我”等一些穷教书的想通过个人奋斗了却城市梦。喜欢书法的小李老师想通过刻苦修练书法然后赢得城里姑娘的芳心。“我”是想通过文学梦完成城市梦,就是“文学进城”的梦想。 那个年代为了进城,青年们牺牲和奉献了金钱、爱情、尊严等,甚至触犯了法律。张一江的父亲为了张一江进城花了二十万,后东窗事发。像周明老师的未婚妻一样为了进城奉献肉体的又有多少妙龄村姑?问题是她们奉献的对象在今天来看是不能理解的,不就是一个大巴司机吗?这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记忆。要知道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是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职业。坐在司机副驾驶位置上的美丽村姑,就是客车上的一道美丽风景,“不用买票”和“特殊地位”赢得了多少羡慕的目光啊! 因为毕业分配回到乡村的小李老师的爱情不再生长,张一江的小师妹与他友好地分手,分手礼物是给他后一次吻。因为乡村教师这么个可卑的名字,连相貌平平的粮栈营业员,就是周明老师的女友都看不起。爱好摄影的小陈老师,崔小石老师都与有钱人家的女儿恋爱,亦被人冷眼相待。乡村教师这个身份,是被人看不起,又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这是一个悖论。是一个上不着边下不落地的角色。 可一旦进了城的人们又抛弃了什么呢? 张一江进城后的两个月,就与山里供销社如山茶花般秀丽的售货员分手了,成了人们口中的现代陈世美。“我”呢?明里与程水娟如胶似漆,私下里却接受了朱文的牵线搭桥,半推半就地拿爱情当筹码搭起了进城的栈道。尽管作家费了很多笔墨让人勉强可以接受水娟那无私的真爱理论。真爱,就是让爱的人什么都好!善良的水娟一直希望“我”马波进城成为一名有出息的作家,所以常常给以鼓励。这一方面是真爱的力量,另一方面,同是山里人有个通感的作用,就是他好就等于我也好,这需要一个人异于常人的修养,有一颗包容的心,反之就是狭隘自私,一旦对不起自己,就一哭二闹三上吊。水娟是这部小说作者倾心塑造的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当她听到马波与部长女儿思怡在暗中交往,她就敬而远之了,后只身远赴深圳打工。真爱,就是远远地看着爱的人幸福,而不是转过身即为仇家。 客车的起点也是城市的终点,时间在这里打了一个旋儿风就走了,载着许许多多青年的城市梦。于今,城市已经围城了,那些厌倦了城市钢筋水泥垃圾的人们,都在想着法往农村奔呢,乡村里人少清净环保养生。 三、经营故事的技巧 这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山村客车上一段“艳遇”的爱情,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落入俗套。可作者处理故事经营小说的能力是高明的,在这富有传奇浪漫色彩的巧遇故事中加入了很多问题,如山村教育、城乡差别、社会分配不公、党风腐败、权力集中等,并且通过诸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传达出来,令人痛心,促人思考。“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作者倪田金深谙此道。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成功。以第一人称“我”来说故事,很容易就把人带进了故事里。“我”马波和水娟的形象是成功的文学人物典型,朱文、思怡、父母妹妹、学校的同事、客车上的人,等等,有的着墨不多,但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这些形象都是真实的,他们是根植在作家头脑中的生活记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符号。伍尔夫在《贝内特先生与布郎夫人》中说:“风格是有价值的,情节是有价值的,观点的新颖独创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中间没有一项像塑造令人信服的人物那样有价值。如果人物是真实的,那部小说将会有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人物是不真实的,那部小说的命运必将是湮没无闻……”“他有力量使你们不仅想起,他本身,而且使你通过他的眼光来认识各种事情,如宗教、爱情、战争、和平、家庭生活、乡村舞会、夕阳的余晖、上升的明月、不朽的灵魂。”这样说来,倪田金笔下的这些人物就是唤起我们回到过去的理由。 二、线索清晰,主辅线交叉推进。这部小说的情节线索清晰,主线领航与辅线交叉推进是这部小说结构上的重要特点。主线是以“我”和水娟在山村客车上一见钟情,而后相知相爱。思怡的出现是这部小说的中介线,也是这部小说的隐线,这条线索出现后与水娟这条明线也是主线交叉进行。其间插入母亲使尽手段骗“我”回家不断相亲,又插入了学校的系列人物,都是主辅线上的一些结点。主辅线与结点的合理布局,就形成了这部小说大故事套着小故事的结构特点。 “我”和水娟的爱情这个大故事,其间穿插了乡村中学诸多人物的小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那个时代的符号,金钱梦、文学梦、爱情梦、城市梦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梦,为此中国人苦苦挣扎了半个多世纪。 由于线索清晰,即使这部长篇不设章节,也是有条不紊的。 三、围绕城市梦,展开爱情梦与文学梦。作者紧紧扣住进城梦这个题眼,这就使人物的悲欢离合都在这个追梦的路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一号男主角“我”的命运转机是从后来调入《越州商报》任编辑部副主任朱文开始的,朱文介绍了一个叫陈思怡的二十岁的女孩给“我”,因为是部长女儿,因为爱情做筹码,“跳出农门”进城的门悄悄开启了。陈思怡的出场是文学之梦打动了少女的心扉,才敲开了城市的大门,是文学梦借爱情梦之手完成城市梦的一个美丽的弧线,为了城市梦,会稽山客车上“我”那美丽的爱情就这么破灭了。可作者又写道:“我”妻子“思怡说,她很羡慕那些以笔抒写自己人生感受的作家”。还说是先认识了“我”的诗,后结识了“我”的人。她崇拜“我”,“我”需要她,爱情就这样后来居上了,这只不过是“我”马波的自我安慰罢了。这与张一江给一笔爱情分手费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主角的欲盖弥彰罢了。 这恰恰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伤疤,考上大学就与未婚妻分手的、进了城就抛妻弃子的、分到乡下后女朋友就挥手再见的,男陈世美女陈世美都是那个时代城市梦惹得祸。今天有钱人开始下乡种菜了,不开汽车骑自行车了,农村户口越来越宝贵了,今天的城市梦是社会性的,那时的城市梦是个人的。 四、注重小说人物活动场景的设置。这部小说在典型场景的设置上也颇见功力。人物活动的场景十分集中,会稽山客车、山区学校、溪滩这是几处大场景,还有家庭、报社编辑部等一些小场景,或许这是借鉴了电影艺术的特点,或许这就是作者的精心设计。 在这个山区中学的场景里,“我”写了一篇关于七名学生救山火的报告文学,这是张扬“我”的文学成就时,人物性格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在这个典型场景里,那些如围城出也出不去、留下来又不安分的教师们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那短命的文艺沙龙、迪斯科舞会、只有两个女伴的交谊舞会,点染了乡村教师更加单调的文艺生活,也给那个时代留下了符号记忆。也是这个场景里,陪着客车司机和售票员在校园里偶尔走一回的乡村妙龄少女,给这个寂寞的乡村留下了美妙的一笔,也给这部小说的城市梦点染了深入骨髓的痛。那个时代的城市该有多么令人向往啊! 溪滩浪漫的爱情场景是这部小说十分重要的典型环境。溪边散步引出森林火灾,引出十七名学生救火,引出“我”的报告文学。这也是这篇小说文学梦的题旨,不断成型的文学梦丰满了城市梦的羽翼。 会稽山客车是乡村通往城市的移动连接点,也是这篇小说的典型环境,它代表了城市,满载城市的信息和气息而来,又满载对城市的渴望而去。车上有偶遇爱情的程水娟,有误把客车司机和售票员看成进入城市的媒介的乡村姑娘,这是乡村世界对城市世界的误读。 此外,这部小说的穿插技巧也十分成功。穿插是通过讲故事的手段进行的,明线在谈恋爱,“我”说故事给水娟听,“我”的形象就在故事中站立起来,故事涉及教育体制改革问题,山村教师队伍不稳定问题,男教师婚姻问题,等等。对山村教师的定位很有特点:“山村文明的乞丐”,周明老师的爱情可证,他们更是爱情的乞丐。 山里学校的老师想出去,城里户口的老师来到山区学校也是临时性的。女教师嫁到城里了,“我”梦想“文艺进城”实现了,水娟又回山村学校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她没有门路,上面又有政策。三十年过去了,如今城里的人想到农村落户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耕地! 是文学梦、城市梦打破了美丽浪漫的爱情梦,人是进城了,可真爱却丢失了,那些年因为赶潮流,我们牺牲得太多太多。■ 参考文献: [1] 李凤桃.中国将在2050年完成城镇化[J]葡京赌王网,.中国经济周刊.2014. [2] 童庆炳.文艺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葡京赌王网 1路遥 路遥的知名度毋庸置疑,一部《平凡的世界》就足以让他名留文坛,何况他还有其他诸多优秀作品。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路遥简介 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编辑。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搜索。 路遥作品 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限制。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平凡的世界》安排孙家兄弟俩齐头并进又相互映衬,其兄孙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务农,后办砖厂起家致富;其弟孙少平求学、教书,后出外打工、挖煤。通过他们两条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际遇,其重点又是突出孙少平外出谋生的艰难。 路遥通过进城故事寄托了对城乡关系的思考。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遥的小说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其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核心的,在这一基础的核心对立之下,衍生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因子,文明——愚昧、先进——落后、浪漫——淳朴、复杂——纯洁、高贵——卑微、自信——自卑,等等。这些因子被作者有意识地排列起来,并通过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事件清晰地并置在一起,‘构成了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两极。这显然是一种被作家精心结构的序列;前者是都市的象征,后者是乡村的隐喻。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客观的笔触去书写乡村、描写都市,在路遥笔下,城市与乡村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且是文化空间的对立,城市是在与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而乡村也在城市的阴影中展开。实际上,路遥进城故事书写是早期乡土文学的审乡情结的再现;以城里人的眼光,围观乡村的“恶”,以此来反思和反省乡村。城市是进城乡下人的欲望对象,毫无疑问的是,乡村空间指向的是历史和记忆,城市空间肯定指向的是未来。 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记录了改革初期农村青年的人生奋斗历程。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口号以来,中国社会自此步入了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在这个历史转换的关键时期里,随着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转换,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动。作为八十年代新一代的农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动和冲击的力量,他们开始对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产生不满与怀疑,而对具有现代文明诱惑的都市产生强烈的向往。一贯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路遥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的进城历程和人生奋斗足迹,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惮于违背传统道德伦理而力争到大城市发展自己的前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的身份流动中彰显了实现进城理想的种种努力与尝试。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他们无不是八十年代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人物。因此,可以说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通过高加林、孙少平等进城乡下人形象的塑造,较早地传达出社会变迁的时代信息,使得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甚至使得今天的读者产生了心灵上的契合。 路遥创作在思想方面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深刻的哲理性。哲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不是外加的,相反已经和作品对生活本质的揭示融合一起,成为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必然结果。特别是路遥中篇的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哲理性结构。生活在这些中篇里成为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生活的过程构成了一个个人生的大轮回。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思考,就从这大轮回中衍化出来。高加林怀着一颗勃勃雄心,进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上,威武雄壮地表演了一番,最后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愿呆的农村。但是这种轮回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人物在经过了生活的历练与艰辛之后的一种重新出发。 作家几乎为他每一个心爱的爱情故事都安排了一个不甚光明的尾巴;《在困难的日子》中马建强对吴亚玲的情感披自卑放逐,最终无奈地看着吴亚玲和郑大卫门当户对地在一起,《人生》中的黄亚萍最终却没有勇气跟随高加林回树当农民,她将永远无法走出精神失恋的痛苦阴影,刘巧珍为被县里清退的高加林求信说明他心底里爱的仍然是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秀莲的婚姻中始终不能抹去田润叶的影子,婚后的田润叶以与丈夫分居的方式坚守着对爱情的忠贞,独自饮下了一杯自己亲手酿造的婚姻苦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路遥所讲述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剧:固然,“有情人难成眷属”不失为一种悲剧,而只有丈夫或者妻子没有爱人的“物质婚姻”更是足以撼动人心的悲剧。由此可见,基于精神交流和心理契合基础上的恋爱才是路遥心目中理想的婚姻。 路遥还通过爱情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在路遥笔下,爱情只是作为其笔下青年男女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插曲而存在的,路遥则仅仅是为了表达人生奋斗的主题而写爱情。在路遥笔下的爱锗故事中,对于男性主人公而言,爱情只不过是他们在由乡而城道路上的踏脚石。正如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踩着一个个女人最终走进了豪门贵族小姐的闺房,路遥笔下幻想进城的农村男青年也几乎是试图踏着一个个女人以实现自己的进城理想,他们或无情地斩断与成为进城道路上绊脚石的农村女性的爱情关系,或将城市女性作为进城的敲门砖。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姐姐》中的高立民、《风雪腊梅》中的康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路遥总是以道德伦理作为判断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甚至那本该不能掺入一丝杂质的爱情生活,也同样无法摆脱道德的审视。路遥浓重的道德情结,使得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特别重视传统伦理道德对爱情选择的重大意义。这种在爱情故事中所显露出来的道德审视在路遥的早期小说《人生》中已经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一方面,接受了现代情爱观念影响的作家能够对高加林和黄亚萍基于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结合做出自觉的肯定;另一方面,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作家对被高加林抛弃的刘巧珍怀有深深的同情,甚至为了表达对传统女性刘巧珍的同情而突出“插足者”黄亚萍的自私、任性、轻浮,从而加重了对现代女性黄亚萍谴责的砝码。由此可见,作家路遥习惯于从道德角度审视爱情生活,致使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无法摆脱道德理性的拘围,这也是其爱情故事书写的局限所在。 路遥不是一个四平八稳、刻意苦吟的诗人,他在秉承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客观冷静描写的同时,同样重视作家的主体作用,他认为作家作品中观照的现实必然有作家的主体判断,融入了作家的个人情感。路遥十分注重生活中的感情积累和作品中的激情倾注,将现实主义的直面人生和浪漫主义的奔放热烈一同融入到作品中,读他的作品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蕴含在作品中或缓或急的激情涌动。在路遥为我们建构的小说世界中,你能体会到和路遥一样炽烈、温情、友好、质朴的浓烈的激情,你会随着路遥的笔感受一次次心灵的震颤和悸动,一起悲或一起喜,一起怒亦或一起怨,让你体会到和作家一样的柔情似水,一样的血气方刚。 尽管与民间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路遥毕竟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其创作又显示出一定的超越性特征,典型表现就是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使故事不断向前推进。民间文学讲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使不少背景性材料和事件的叙述受到影响,路遥力求展示生活的原貌,因此,必须要突破这种单线连续发展的叙述模式,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交化全景式地再现生活,特别是当故事呈复线发展的时候,对民间说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来追求时间完整性手法的超越更为明显,典型例证就是多线结构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将双水村与县城两个平行发展的故事通过孙少平、田润叶等在城乡之间的位置变换有机结合为一个完整故事。 路遥作品中所创造人物的理想追求、人生价值、道德价值等一系列观念太过难美、太过理想化,太过单一,路遥常常在作品中为刻意追求这种唯美而放弃对现实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路遥作品成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正意义的经典。比如,孙少平与田晓霞最初萌发爱情就是因为他们对读书和思考的共同爱好,这就奠定了志同道合的爱情基调。晓霞爱少平的是他的顽强意志和奋斗精神,少平爱晓霞的是她的博学善恩和勤奋敬业,这基本上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且他们的爱情本身也基本上是由互勉和思念构成的精神恋爱。其实,爱情是有多重风景的。志同道合是一种美,两情相悦是一种美,温柔思念是一种美,灵肉结合是一种美。而《平凡的世界》只为我们展示了志同道合这一重美景,崇高固然崇高,但却失之于单一,没有展示出“平凡的世界”里平凡的人们的平凡爱情中多个侧面、多个层次、多种形态的丰富多姿的美。 而对于配角,路遥所塑造的形象也是有特色的。例如,“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动乱岁月,又是一个考验人性品格的大舞台,作者以此为背景,塑造出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一是忧国优民、大公无私的忠诚干部,一是趋炎附势、惟利是图的跳梁小丑。 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展现了1967年造反武斗的历史画面。就在广大人民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头头们挑动起来,即将进行一场严重武斗的危急时刻,县委书记马延维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正义凛然地跋涉到剑拔弯张的造反大厅,挺立于正要“捉拿”他的造反派面前。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里,作者刻画了县委书记马延维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而宁死不屈的高大形象,鞭挞了如县委副书记李维光见风使舵、毫无党性人民性的败类以及如金国龙等一群自私自利、心怀叵测的投机野蛮之徒的无耻嘴脸。 在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中,故事主角一般设置为农村青年,其中有男青年也有女青年。女青年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刘丽英,《平凡的世界》中的郝红梅、孙兰香、金秀等,这些乡村女青年拥有进城的天然资本,那就是她们的长相优势,通过相貌换取进城资格,她们可以通过婚嫁进城。然而,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最关注的其实是男青年进城,尤其关注这些男青年身份的设置。与这些具有相貌优势的女育年相比,男青年通常具有知识优势,这些男青年拥有进城的精神资本却没有进城的物质条件。 其次,路遥在其进城故事的讲述中塑造了新人特质的农民形象。在路遥的小说中,从高加林到孙少平,组成了一个进城乡下人的人物序列,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混合型的精神特质使得他们成为鲁迅笔下和柳青笔下的农民形象之后呈现多重组合性格的农民形象。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中国农民形象的内涵得以丰富和深刻,是路遥对中国农民形象画的重要贡献。 代表作品有: 1. 《人生》 2. 《平凡的世界》 3.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4. 《在困难的日子里》 5. 《你怎么也想不到》 6. 《惊心动魄的一幕》 7. 《战国佣兵传》 8. 《早晨从中午开始》 9.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10. 《摇曳的恋情》 11.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12. 《夏》 13. 《痛苦》 14. 《我与广播电视》 15.答 《延河》 编辑部门 16. 《小镇上》 17. 《医院里》

前不久,网络上许多朋友在批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不要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

李佩甫的笔端不断地穿梭在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之间,试图摸索出时代与人的命运之间的某种或显性或隐性的内在关联。在不懈的探索与无限靠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作者勾画出了一幅具有反思意义的人物群像图。《生命册》是他“平原三部曲”的第三部。 追寻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 探索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的多种可能性,成为《生命册》一个关键节点或某种潜在的写作诉求。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历了多次曲折的成长和蜕变过程,其命运也与时代风向紧密相连。每一次政治风向的转变,波及最快、最深的也往往是知识分子。李佩甫将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场域,将政治、经济、民俗、文化等作为诱使人性发生多向裂变的外部因素,进而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氛围中的艰难求索和无奈蜕变。如虫嫂的大儿子大国,从小受尽了乡人的白眼与欺辱,当他终于靠求学改变命运后,却对含辛茹苦养大他的母亲虫嫂百般嫌弃;如因“作风问题”被下放到农村的教师老杜,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受尽屈辱,顽强的刘玉翠心甘情愿嫁给他并使他支撑起活下去的希望。当老杜经过多年磨难终于平反回城后,却千方百计地逼迫刘玉翠离婚。离婚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曾经横溢的才华在一次次与前妻的“斗争”中磨损并最终退化成一个沿街乞讨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老杜的命运与时代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其原有的良善与正直也在历次磨难中终于迷失溃败。 而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骆驼在时代巨变面前的蜕化与堕落则更具代表性。他曾经也是怀抱理想的青年,但是在商业时代,他被骗得一贫如洗,曾经的文学理想被时代洪流所淹没。为了适应这个巨变的城市环境,骆驼在向社会顶层攀爬的过程中,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进官场名利场,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最终身陷囹圄,人财两空。从骆驼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寄予知识分子的期望以及对知识分子在时代冲击面前堕落的无奈叹息。对于骆驼这个人物,李佩甫在批判的同时,也饱含怜悯和反思。当然,作者的批判锋芒并未仅仅停留在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层面,而是更深入地触碰到了人性深层的:知识分子究竟该何去何从?其出路究竟在哪里?小说中同为知识分子的“我”在一路摸索前行。虽然“我”并未找出一条光明的绝对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但是在摸索的过程中懂得哪条路不该走、哪些事不该做。支撑这些否定性选择的背后仍然是传统乡村的价值观念。故他所提供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的摸索轨迹和心路历程,是一个颇具反思意义的多维度场域。 城乡价值观的碰撞 乡村与城市间永恒的差异性成为贯穿本书始终的主题。李佩甫用大量笔墨来描绘乡村中的各色人物,从写作形式上看类似多个人物的完整小传,人物的一生在乡村背景或城乡结合背景上被演绎和诠释。故事发生的场景在生“我”养“我”的无梁村,那里有“我”极力摆脱却始终挥之不去的记忆。哺育“我”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上访户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打下了一片基业,却在运动中成为人们打击的目标,后半生困在无休止的上访旋涡里;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陷入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生命册》既有对20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李佩甫笔下的乡村小人物,是从平原土壤中挣扎而出的,他们身上融合了平原文化中固有的坚韧、顽强与“各色”,同样也不可避免地附有人性的一些痼疾,如嫉妒、冷漠等。作者通过类似人物小传的写法,将散落在中原乡村各个角落的个性人物进行了全景式的仔细描摹,探寻了平原大地上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让整个乡村和中原文化得以丰富和立体起来。李佩甫曾说:“这部书也是写给自己看的。我爱这块土地,爱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有时候写,真有一种‘指甲里想开花’的感觉——疼。”由此,这个立体的乡土故事,不仅是属于中原大地的,在更深的精神层面,独属于李佩甫个人,是他灵魂深处映照出来的中原景况,是融入了他太多情感记忆和伤痕的中原。 在这部小说里,城市与乡村“二元化”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从乡村和小城镇走入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的很多人,在光怪陆离中逐渐丧失了曾经的理想与目标,表面上获得了一时“成功”,但最终依然为都市所抛弃。李佩甫讲述的正是小人物在由乡村步入都市过程中的精神阵痛与裂变。 理想照进现实 理想与现实的纠缠与落差始终贯穿于整部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初都保有各自或大或小、或淳朴或奢华的理想。如在村中地位很低的虫嫂,她的理想只是在饥荒年代里让孩子们吃得饱;骆驼的理想,由曾经的出版文学名着,升级到后来的拥有数亿资产;美丽的电视台主持人夏小羽的理想是事业成功的同时还能和副省长范家福在一起;而“我”的理想,由最初的“逃离”农村,到获得城里的爱情——“阿比西尼亚玫瑰”……而这些理想,有的在乡村中匍匐挣扎着,如虫嫂的一路艰辛;有的在财富的积累中变质着,如骆驼的堕落;有的在追寻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如“我”的“阿比西尼亚玫瑰”终敌不过岁月而凋零……乡村的理想和城里的理想,均在各自的轨道上艰难前行着,没有谁的理想会一帆风顺。 在与现实的遭遇战中,理想或坚挺,或犹疑,或妥协,或溃败,而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情状也由此铺开。没有谁的理想会比他人的高贵。李佩甫从中原文化的独特内涵出发,以乡村和城市为参照系,将各色人等在时代巨变面前对前路的探寻、灵与肉的挣扎、人性深层的坚守与裂变等进行了人文主义的观照,权利、欲望背后,透视出最原初的民心与民性。

  1. 《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 19.关于电影 《人生》 的改编 20. 《月夜静悄悄》 21. 《杏树下》 22. 《风雪腊梅》 23.关于 《人生》 和阎纲的通信 24.关于 《人生》 的对话 25.《匆匆过客》 26. 《人生》法文版序 27. 《路遥小说选》自序 28. 《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29. 《青松与小红花》 30. 《卖猪》 31. 《路遥散文随笔》 32. 《姐姐》 33. 《路遥短篇小说集》 34. 《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35. 《龙与悦》 36. 《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 37. 《爱の结末》

抛开结论,平心而言,这种看法倒是设身处地提出了不少真实的问题——上大学费用高,普通农村家庭承受不起,其一,大学数年光阴,“屠龙艺就欲何求”,未必能理想就业,其二,万一漂在城市,生活压力大,幸福指数不高,其三,可能还有,且不赘述。

这其中,当然有教育公平的问题,更有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但是,光有问题意识不够,还得仔细分析问题成因。设身处地看到难处很好,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就更好。

假如我是农村青年,受过教育,我会有什么选择?上世纪80年代有部很著名的小说叫《人生》,讲农村青年高加林的进城史和爱情史。高加林读过书、想进城,原先在农村有个女朋友,进城后又爱上城里的女同学,最后,高加林的爱情与他的进城大业一起失败了,很悲伤的一个结尾。可以说,至少从那个时代开始,乡土中国里的农民新一代,就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在他们眼中,城市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更宽裕,还意味着文化上更审美,就像在高加林看来,“刘村姑”再善良再体贴,总是不如“黄同学”打动自己。

二三十年来,“进城”的意识应该说是不断地强化了。这不是个别人物的特殊取向,而是时代变迁带出的整体性格。一是城市化的进程,人口流动、人才流动不断加快;二是在信息高速传递的时代,电视、网络上不停地重复着城市生活的更美好,生活其间的大部分人难免受到感染,农村青年想进城,小城市青年想到大城市续写人生故事。要“进城”、要到大地方去,相对较公平、路径较成熟的方法,当然是考大学。这种欲望,不仅否定不了,而且恰恰是今天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之一,同时也带来了当代社会的活力。

一个社会要保持活力,离不开优秀的人才,也离不开人才合理的流动,但仅仅是农村人才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并不让人乐观。所以,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创造更公平的机制去满足这种正当愿望,塑造更优秀的当代中国人;另一方面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重塑乡村和小城的价值。话说回来,受过教育的现代青年要觉得在乡村、在小城市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你拉他进城,他没准也不愿意——这儿挺好,公共服务很完善,空气也好,收入也高,城里有的物质文化享受都能享受到,还能干一番事业,能感受到全社会的认同,干嘛进城?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个教育应当是公平的教育,所以中国的“十二五”规划里强调“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强调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缩小教育差距。同样,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东西部差距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也会带来发展的瓶颈,过大落差会带来价值洼地,最终会带来社会活力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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